能解释全部历史和事实，它也就是在容易表达和“有用”的含义上才被保存下来，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简单地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去分析和检验其它文化传统和制度，包含着巨大的危险。
承认理性有限、强调尊重传统，暗含着这样一种更基本的态度，即经济学家并不比其他人更聪明。我们尊重不同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尊重不同人群的智慧。除了我们受惠于前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知识以外，我们并不比古人更聪明。那种一谈论古人就加上“愚昧”二字的人，实际上在假定自己的理性优越地位。这和计划当局官员假定自己比别人聪明没有什么两样。无视传统，企图用理性的设计去替代传统，正是哈耶克所一直批评的社会工程学的态度，是导致人类毁灭的“致命的自负”。当然尊重传统并不意味着不加分析和批判，也不意味着不再变革，尤其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变革就是必需的。但这一变革仍应是边际上的变革，即尊重传统前提下的变革。 三、自由、平等与自愿：也是文明间交往的规则

如同不同人的不可比较的效用可以在他们交易谈判的一刹那显示出来一样，不同的没有优劣之分的文明的价值也可以在它们之间的交往中互相印证和展现出来。交往能否恰当地评价一文明，能否给各文明带来好处，却取决于交往的规则。
在现实的交往中，存在着不同的规则。那么，什么样的交往方式或互动规则会使得交往各方都获益呢？经济学已经证明了，只要交往的主体是自由的，他们之间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并且交往或互动或交易是自愿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这一结论，是在“效用是不可比的，效用是不可观察的”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如果一个人内心的效用评价是可观察的、从而是可以和其他人的效用评价相比较的，就会有一种可能，即另一个人替他作决策。极而言之，就有可能有一个人知道全社会的个人的效用判断，从而替大家作决策。我们知道，这种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或者独裁。由于计划当局或独裁者已经知道了其他人的效用判断，所以当它或他作决策时，就可以不征求经济当事人的意见，甚至采取强制性手段。但实际上，除非当事人自己表达，效用是不可观察和比较的，所以计划经济或独裁会带来灾难。因此，经济学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不赞成“已所欲，施于人”。任何将自己的效用判断强加于人的作法都会导致整体福利的降低，即使这样做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因此，“自由自愿的交易是有效率的”也有一个反过来的表述：如何交易的任一方不愿意成交，那么不成交是有效率的。强迫的交易会导致效率的降低。
那么，文明之间，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否也该如此呢？如果我们坚持说，文明没有优劣，结论也应该是肯定的。当然所谓文明之间的交往主要是指不同文明规则的相遇，如同１６世纪时一个中国商人和一个西班牙商人在菲律宾作生意时发生的情况一样。尽管同样是市场交易，谈判方式、合约形式以及发生纠纷后的法律裁决条款都会是不同的，因此在最初的交易中会出现规则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应该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是，翻一下近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东西方冲突不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在“什么是文明”中已经强调过：西方人对其它文明的胜利不是靠的平等的、自愿的自由贸易，而靠的是武力。对中国而言，就是鸦片战争。关于历史事实，我不想再多说了，我们既可以看西方人写的书，也可以看东方人写的书。总之，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不会得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正义的”的结论。值得强调的是，时至今日，西方主流文化还是将这场丑恶的战争描绘成“为自由贸易而战”的正义事业，并且还“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马士，１９５７；费正清，１９８３）。退一百步，即使没有鸦片问题，所谓自由贸易的真正含义也和炮舰无关，因为自由自愿的贸易是不应强迫的。更何况当时的贸易问题是和鸦片挂钓的，对于一群其鸦片贸易额占总贸易额一半以上的人，应该怎样理解他们的“自由贸易”呢？今天的英国人能够承认一个也经营服装生意的贩毒集团是一家合法公司吗？当时中国政府对违反本国法律贩卖毒品的英国人真是太宽容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却被西方主流文化公然歪曲了。这种歪曲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目的，即证明西方文明优于其它文明。它构成了西方人安排世界秩序的逻辑基础。即：用西方传统替代其它文化传统，而不是与它们和平交往。因此，尽管各种文明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下互相碰撞了几百年，却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文明间交往的规则。这正是今天世界仍然没有解决文明间的冲突的重要原因。探索文明间和平交往的规则及其具体形式，是我们今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任务。

四、西方世界兴起的暴力因素

对于“西方世界是如何兴起的”这一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如由于市场的开拓和分工专业化的发展（斯密，马克思），由于产权制度的发展导致的市场扩张和交易费用的下降（诺斯）。哈耶克则将西方资本主义的规则视为一种“扩展的秩序”，其含义是，这一种文明是自然而然地获得扩展的。无论怎样，解释西方文明兴起的基本逻辑强调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重要作用。然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前提是什么呢？新兴的制度经济学指出，是受政府保护的产权。
产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暴力。因为要制止对产权的侵害只能用强制力。在一国内，有效的暴力表现为政府；在国与国之间则表现为武力的对比。后者涉及到了文明间交往的另一条规则。诺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描绘了在一国之内合法暴力保护下，产权制度进步所引起的经济发展，但没有谈到西方人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暴力对其兴起的影响。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则对这一问题有过大篇幅的叙述。在这本书中，恰恰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的贸易，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战争的需求，导致了西方各国在技术和制度上的演进。例如，战争借款制度的效率和信用关乎战争的胜败，因而获得不断的改进、最后成为西方近代金融制度的基础。由于投入战争的资源主要是以财政形式获取，所以有效率的财政税收制度、有利于税收的企业制度（如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政治制度就得到了发展。更不用说，由于战争所带来的对制造武器技术的改进了。所以所谓“现代”形式，其实和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所谓“扩展的秩序”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得到扩展的。前些日子，我看了两本书。一本书叫作《十六世纪的菲律宾华人》，另一本叫作《中国殖民史》。这两本书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近代西方的规则是“扩展的秩序”，而中国的文明则是“不扩展的秩序”。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非常近，却从来没有进入中国的版图，但在麦哲伦“发现”她以后不久，就变成了万里之外的西班牙的殖民地。是中国人的航海技术太差，没有发现她吗？不是。在西班牙到来之前，中国商人早就与菲律宾开展贸易了。只不过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想过派一群兵去把她占领了。而西班牙人、以及以后的其它西方人，“发现”一片土地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占领”了。他们的平等自由自愿的贸易的“扩展”，实是由炮舰开路的。甚至在西班牙人因各种原因在菲律宾屠杀了四、五次中国商人，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没有派兵去保护中国侨民。中国所谓的殖民史实在和西方的殖民不是一个概念。西方的殖民概念肯定包含了暴力因素。所以我觉得《中国殖民史》一书的名字实在有误导作用。它不过是在讲中国人如何到其它国家或已经由西方人建立了殖民统治（即用暴力建立的统治）的地方去讨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所谓契约华工（即“猪籽”）和自由华工。但就是这种充满风险和痛苦的移民方式，也由后来的“排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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