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而是明确的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的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也就是经济人力图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函数”涵盖个人可能追求的人和目标或若干目标的集合。为了与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人抽象相区别，将此意义下的经济人冠名“新经济人”。其“新”
    在于继续承认经济人的自利合理性，却不再武断地认为一定要货币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以货币数字武装起来的新古典的抽象至此开始具备了多元性和丰富性。 四，现实的经济学：非人化的纯粹经济学似乎越来越受到挑战，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也在不断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力争成为综合的理论体系
    新经济人抽象的诞生伴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演化。正如新经济人的核心依然是自利和理性一样，现代经济学正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开始了向多个领域的延伸。经济学从来没有如此广泛的介入到社会现实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由于其严格的假定和实现条件，在诸多现象的解释上显得力不从心。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信息的要求是严格的，即需要信息的充分披露，然则，信息的搜集、发布、获取的环节要求信息成本的存在，而且由于对资源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之不同，存在着广泛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此刻，建立在信息充分假设基础上的种种理论模型就显得脆弱不堪。缺乏实际运用的可能使得新古典经济学不得不引入信息成本，因而产生了全新的经济学门类——信息经济学。可以想见，这一新学科的诞生实质上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分析范式与方法也都愿于新古典主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信息经济学乃是新古典在新条件下的延伸。
    非但如此，新经济人的抽象还沿着三条不同的道路，继而演变成三个大的部类。一条路线以布坎南为主要代表，另一条路线以贝克尔为代表，还有就是以诺斯为主要代表的新经济史学。
    布坎南认为，只要有适当的法律和制度构架，个人追逐其自身利益的行动可以无意识的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依靠经济人假设去分析经济市场中进行不同活动的人们的行动，也可以用于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以及公共选择任务和位置上的行为，通过这种理论沟通，进而分析市场制度本身和法律制度对经济人的行为的作用。由此而生的公共选择学派就是要以经济人作为行为的假设，去分析市场过程的本质和有关制度“构架”。对他们来说，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不外是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形态上去。12
    与此不同，贝克尔那里则主要通过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给予有弹性的重新解释来巩固经济人的学说。以此为基础，贝克尔塑造了“新消费者论”、“时间经济学”、“人力资本论”、“社会相互作用论”的典范。以他对“偏好”的分析为例，通常认为，消费方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仅仅是由于某些原因引发的“新欲望”或新需求的出现。贝克尔则认为，要证明“偏好稳定”，根本无须假定个人偏好或需要结构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重要的是“唯一改变的是时间的价值”这一观点。
根据这一观点，新产品是作为新的“方法”和“技术”而出现的，是消费者努力追求更有效的以较低的费用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产物。以此类推，新产品的普及、更新和加速废气等，这类“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并不是根源于消费者的需求质变或欲望变化，而是“消费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它们以“新的方式”是人们可以更好的运用自己的资源——智力、体力、时间和货币收入来实现自己的偏好。简言之，新产品的出现以及被纳入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之中，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偏好的变化，而仅仅是满足这种偏好的方式的变化。
    在道格拉斯•诺斯那里，则又有了新的变化。“经济人”不再从严格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抽象出来，而是蕴含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交易成本的引入，促使诺斯获得了重新阐释经济史的机会。非典如此，交易成本还促成了另一个经济学门类的产生，那便是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讲，市场的均衡分析法，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都被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如对新制度产生过程，运用市场对制度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均衡与否来说明；不同制度之间的替代，可以用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说明；制度创新过程同样也可以用创新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说明等等。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既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制度前提的否定，在方法上又逃不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理论的窠臼。这种研究方法，使它具有更多的实用色彩。
    由此可见，具有严格假定和“非人”色彩的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然而，无论这些挑战多么凌厉，似乎都摆脱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事实上，正是新古典的研究成果给予他们以基本的研究方法。于是，如果要说这些冲击的产生是要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彻底打翻，毋宁说新古典经济学正因为假定的放松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开始了自身的不断丰富。
五，回归到古典？“新经济人”要求下的经济理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将道德等多方面社会因素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此刻的“经济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个层次的生物个体。
    到这里，似乎就可以提出真正的问题，即未来的经济学究竟如何？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新经济人”抽象从诞生之初就开始引发经济学的革新。对应着新经济人依然以自利和理性为核心，以此发端的新古典正统经济学分析范式自然要作为经济学的主体，然而，自利和理性覆盖的社会和伦理因素，却赋予新经济学以更多的内容和更多的层次。如何正视这些因素，正是新的经济学应该着重考虑的内容。
    还是可以回归到布坎南那里。公共选择学派明确表明其经济学就是要回归到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上。鉴于其突出的研究成果，似乎提供了一个新经济学构件的范例，那便是回归到古典经济学那里。然而，果如此言，新经济人要求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其实不然。不独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而且作为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古典经济人抽象”相较于新古典经济人抽象尚有不足之处。第一，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自利”假设推论到消费者行为的分析中，因而没有在理论层次上对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作出统一解释。第二，即使是古典经济学家所注意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也还处于粗糙型态。第三，虽然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深信，在个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过程中，自由市场制度可以作为调节利益冲突并使经济活动区域最大效率的机制。而此后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人抽象的缺点和不完善之初进行了大量的就纠正和补充。
    因此，简单的将其视作古典经济学的回归似乎并不妥当，相应的，要回归的是经济人假说中对于道德和社会伦理的重视。然而，正如前所述，加利•贝克尔的理论在于对经济人抽象进行弹性解释，那么，试图以古典经济学的回归来涵盖这些种种变化，就更加的不合适。正如新经济人的抽象建立在对社会现象的体贴入微的考察，我们也希望从现象角度对此命名。这就是：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汪丁丁，2001）。所谓直面现象，就是要真正的将研究对象置于层层社会关系之下，断然放弃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和非人化假设，正面经济人参与活动的各种社会现象。
    从方法论的角度具体说来，直面现象的经济学不仅要充分估量自利和理性精神对经济人和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应放弃内容广泛且多姿多彩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研究；不仅要重视百余年来正统经济学的发展，亦要注意吸收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不仅要采用纯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也需要引入历史和逻辑的研究范式，以研究内容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来全面结构多个层次的经济人主体。

六，简要结论
    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经济人几经变迁，有古典到新古典，并日益向“新经济人”演化；从此出发点构建的经济学理论也几经演变，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并日益向“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前进。无论是谁以何种方式来完成这种转变，经济学都要真正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面对有着自利本性却又囿于社会伦理的经济人主体。只有从现象出发，才谈得上回归现象。而无论届时是为了解释，还是为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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