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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大的时期，即新古典经济学就已经到来。
这也便是所谓“经济人”假说的严格形式化。如回顾经济学发展的璀璨星河看到的那样，杰文斯、瓦尔拉斯、帕雷托、马歇尔等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之人。尽管对“经济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却有着颇为一致的认为：经济人是自利的，在交换中，他的行为动机不包含增进其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为了使的经济人成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人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心理学和伦理因素应该抛却。这一经济学理念后来集中反映在1935年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中。那里，经济学拒绝讨论为什么人们会对具体的物品赋予不同的具体价值和评价。
其后，在萨缪尔森等人的推进下，“经济人”获取了更加严格的形式化表达。与之相对应的“经济人”的新古典抽象，具有了如下的特点：
在经济人的理性问题上，从早期新古典到现代的新古典抽象，经济人的理性日益膨胀，偏离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阐述的范畴，理性行为被看作是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特别是在数学化的一般均衡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中，经济人获得了神一般的理性，而被西蒙戏称为“超级经济人”。
正是由于此，与古典学派中相应的经济伦理观的不同，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日益减少。特别是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潮流中，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已经成为主流。此刻，经济人的数学化形式使得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交换契约中的个人行为，只去重视目的——工具的纯逻辑选择，甚至根本不把市场作为一种交换过程或制度看待，而把市场仅仅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
除此之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活动环境要求完全的竞争，要求效用的最大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论则显示这本是一种机械的经济观。
经历了有古典形态到新古典形态的变化，“经济人抽象”越来越丧失了曾经为无数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伦理色彩。原本在社会生活众多层面多姿彩的人，日益退化成为完全自利，完全理性的非人化主体。从是否具备理性的角度上看，这种新的抽象似乎赋予了“人”以“神”的能力，相对应的，若果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这等于是抹杀了主体人的丰富性。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家努力宣称，这样的抽象乃在于提供分析的范式，但是完全理性土壤上孕育的纯粹理论之果却始终面临着争议。 三，历史的反思：“经济人”之争未能得到真正的结论，相反，在论证的过程中，经济人的抽象不断修正，形成了“新经济人”的抽象。
诚然，“经济人”抽象的演变绝不如前述那般简单，似乎从古典到新古典的抽象的发展就如此自然。实质上，对“经济人”持有异议的传统可以向前追述到历史学派，近前则以否认“一个无所不在的、理性的、追求最大化利润的企业家的存在”的赫伯特•西蒙9为代表，并将这种批评发展到高峰。其间，则有三次大的争论：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争，本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之争和70年代之后的“理性行为”之争。
对于这三次公开的大争论，在许多经济思想史的教程中都有介绍，马克•布劳格（1990）对此也作了有成效的回顾，方法论中一些重要之作也都肇端于此，因此，我们也只简单提及而已。
历史学派一开始便以古典学派的批评者登上舞台。主要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对“自利”的强调和由此建立起来的抽象分析方法，力图以“真实的人”来代替此种“抽象的人”。其间自然有许多误解的成分。然而，尽管如此，历史学派的批评依然迫使正统经济学家更准确的表达和认识经济人及其方法论意义。不幸的是，历史学派对经济行为中的伦理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渐渐过头，而走向极端，开始否定经济人抽象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否定普遍规律的存在和一般经济理论的意义。因此，全面的“真实的人”的构想虽然诱人，却不能由之诞生合理的经济学理论。而这一严重缺陷也是新历史学派乃至于旧的制度经济学的教训。
相较于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争论，或许对“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争论更加贴近现象一些。因为反方所持的根据恰恰是厂商的实际行为。大量的研究事实似乎表明，作为微观经济学主体的企业并不遵循所谓“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这看来是很有批驳力量的经验事实。不过，斯蒂格勒和麦克洛普很快给出了回应。回应和日后的反复论证集中于利润的最大化，却并无法得出可行的意见。其后，这次争论又演化成新的形式，而且大约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个体系。作为反方，赫伯特•西蒙批评尤为尖锐，他认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使得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料事如神且全知全能。这种“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匹克山神模式”，而实际上，“经济人只是一个寻求满足者；他之所以接受‘足够好’的解，并不是因为他宁少恶多，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10针对此批评，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新的辩护。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他果断指出，市场竞争类似于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只有严格遵照理性原则及遵照最大化利润原则的厂商才能盈利并继续生存。而且无数次将收益最大化假说运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预测，也有力的证明了此原则的可行性。西蒙和弗里德曼的对峙也成为日后在此问题上的两大体系。双方都提出了若干的理论论证，《经济人与社会秩序》（杨春学，1998，p194~~200）对此作了比较生动地描述。
可以看到，对所谓“利润最大化”的争论其实并未结束。而本世纪的另一次关于“经济人”的争论也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方兴未艾。这就是“偏好颠倒”。实验心理学的一些实验事实似乎在支持着经济人抽象的荒谬，因为这些实验意味着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选择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选择。经济行为中似乎并不存在正统经济学所乐道的偏好一致性。同样，主流经济学家对此作了回答。格雷塞和普劳特对这些实验结果进行了否定。不过更多的经济学家选择了沉默，这似乎表明着实验心理学的批驳力量，只是要给出进一步的事实以真正批驳经济人的抽象，可能还需要长时间的等待。11
对这些争论加以反思，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争论双方都只是在各抒己见，对“经济人”的确切含义并未统一，于是争论的问题不能解决自是必然。若果说采取骑墙的态度，对批评者的否定态度，我们表示不同意。他们的许多论点和论据，或者处于误解，或者压根儿就站不住脚，至多只是抓住经济人模式的一些不恰当表述。不过，这是否可以说，对新古典的经济人抽象就加以维护呢？其实不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经济人的各种批评实质上促进了“新古典经济人抽象”的不断反省并丰富。
有很多的证据以资说明。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批评，“经济人”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革命”、“新经济学运动”之中，虽然“经济人”仍然保存了自利和理性的特征，其内容已经得到了诸多的更新。詹姆斯•布坎南、加利•贝克尔、道格拉斯•诺斯便是其中的代表。而他们所努力勾勒的经济人形象已经对传统的“经济人”模式有了很大的突破。
一方面，对原来所使用的某些关键概念赋予新的广义解释，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博弈理论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那种苛刻的“标准理性选择”和“完全信息”假设，从而既能增强经济人模式的解释能力，又使我们能够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
在此模式中，“个人利益”不再仅是货币收入、物质享受等纯粹的经济利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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