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更是相信用“自然选择”论证最优化模型的正确性，以至于他后来声称，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唯一基础。然而，正如罗斯彼所指出的，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人暗示过经济学家们应该研究一下选择过程的发生所需要的条件，据此，罗斯彼对这三位经济学家拙劣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维诺曼等所提出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它混淆了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分歧。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现在看来，霍奇逊和维诺曼之间的演化经济学划分标准之争并没有解决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问题。笔者虽不赞同维诺曼把演化经济学扩大到它所反对的新古典经济学上，但也不同意霍奇逊过于严格的划界办法，因为按照霍奇逊的标准，我们不仅难于理解熊彼特与“新熊彼特”的关系，而且也排除了奥地利学派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事实上，在维诺曼提出异议后，霍奇逊在其编辑的《演化经济学的基础(1890—1973)》(1998)一书中只强调了新奇和非简化论的标准，他把遵奉凡勃伦、熊彼特和哈耶克传统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其中，从而扩大了人选的范围，但仍排除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而且，霍奇逊这本书并未考虑到1973年以后的发展。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是对各流派的批判性吸收，它不应要求各流派完全符合创造性综合所要达成的目标，因此，新奇作为必要条件就足以成为区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了。按照这个标准，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主要是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 
　　(一)  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老或后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的，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等价于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般地也倾向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作为老制度学派的鼻祖，凡勃伦深受当时达尔文革命的影响，他对前达尔文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至今看来仍是非常强有力的批判，强调经济学应以“制度”或“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个学派与新制度学派在研究纲领上是相当不同的，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较强的复兴，它早于新制度学派一个世纪就提出了目前后者在新研究方向上所设定的问题。该学派1965年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学会，1967年开始出版会刊《经济问题杂志》，从1970年开始颁发“凡勃伦一康芒斯奖”。1989年该学派在欧洲成立由霍奇逊任秘书长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1999年，霍奇逊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赫福德郡大学成立研究中心。 
　　(二)  在演化经济学的复苏或现代发展中，熊彼特成为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继承其传统的经济学家自称为“新熊彼特”学派。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新熊彼特的”这一名词是我们整个分析方法的适当名称，正像“演化的”一词一样适当。为了成为“新熊彼特”学派，我们才成为演化的理论家，因为演化的思想为我们详细说明和正规表述熊彼特看法提供了一种可以工作的分析方法。新奇是熊彼特理论的重要本体论预设，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新熊彼特”学派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传统，做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并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而闻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学派就对网络经济和信息革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该学派1986年成立国际熊彼特学会，每两年召开—次会议，颁发“熊彼特奖”并出版会议论文集。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桑塔费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1990年获“熊彼特奖”的论文1998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并由笔者撰文加以评论。老资格的罗斯彼和年仅28岁的Potts获2000年“熊彼特奖”，后者的著作试图为异端经济学的所有传统和流派提供统一的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基础。“新熊彼特”学派目前在研究风格上已形成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分支文献：更形式化建模的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和描述性的创新体系理论，后者的形成还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重要的影响。 
　　(三)  一般认为，奥地利学派是由19世纪末著名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开创，后经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阐发，并在20世纪20、30年代由米塞斯和哈耶克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中达到顶峰。与其他学派不同，该学派支持者之间存在着较重大的意见分歧，以至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该学派已消失。实际情况是，该学派在二战后取得了较重大的进展，并在英美国家扎根，成为“移植的”学派。自哈耶克以降，该学派存在着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础，即市场作为过程的观念，尽管他们在市场作为发现还是创造过程的看法上分为两大阵营。霍奇逊在前引1993年的著作中把门格尔看作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他认为，奥地利学派要比新古典阵营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性质，经典例子之一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奥地利学派一直是新古理性经济人这个基本假定的批判者，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假定所有的个体对同一问题会有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企业家在发现常人不能看到的机会上具有独创性。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上，预期和想像力至关重要，该学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这是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必须进一步深究的重要见解。 
　　(四)  作为演化经济学中较少被注意到的流派，“调节”学派对制度多样性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深有研究。笔者认为，多样性是变异和新奇突现非常重要的条件，这是该学派隐含的假定。该学派在理论体系中也注意到了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作为发端于法国巴黎的学派，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它虽然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的重要性，但拒绝后者对经济行为者能动性的忽视。“调节”这个概念在法浯中更接近于系统论的含义：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正如Jessop指出的，“调节”这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因事而变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型式的突现性系统。20世纪80年代，“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演化经济学面临创造性的综合
 
　　如果从凡勃伦创建老制度学派算起，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它滥觞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后经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沉寂时期，到80年代现代演化经济学才真正起飞，现在它正面临着创造性综合的挑战。下面将就各学派之间创造性综合的可能性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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