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资本论》第一卷，第62页）因此，要确定两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不是相等，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分别对它们进行评价。如果结果是相等的，它们就是等价的，否则就是不等价的。例如，一只绵羊与一把锄头直接交换，每一方都认为对方包含着更多的劳动量，所以双方都愿意进行交换。根本谈不上等量劳动。只有把绵羊和锄头分别与另外一种商品——例如谷子——相比较，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交换是等价还是不等价。如果一把锄头能换一斗谷子，一只绵羊也能换一斗谷子，那么，一把锄头与一只绵羊的交换就是等价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谷子就是锄头和绵羊的共同等价物。有共同等价物的商品相交换就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是平等交换的发展了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平等交换不仅是双方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而且有了一个第三者作为衡量的标准。
这个作为共同等价物的商品同样不能确定交换的双方所包含的劳动量是不是相等。这是因为这个第三者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与前两种商品相交换依然不是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生产第三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并不等于前两种所耗费的劳动。所以，尽管有第三种商品作为共同等价物，商品交换仍然不是等量劳动相交换。
在商品交换不发达，商品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作为等价物的商品是不固定的，有时可能是谷子，有时可能是绵羊或别的商品。两种商品相交换，是不是等价交换，依人们选取的等价物的不同而不同。
在商品交换较为发达、商品信息畅通的情况下，某种能够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商品被固定作为一般等价物。每一种商品都以这种等价物作为标准，等价交换有了同一的标准。有了货币以后，商品交换是不是等价，以交换双方所能换得的货币量是不是相等为依据。如果双方的所能换得的货币量相等，就表明双方进行的交换是等价交换，否则就不是。由于那种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或货币依然是商品，这种商品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依然不是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以一般等价物或货币为标准的等价交换依然不是等量劳动相交换。


      5．交换双方都得到的更多的劳动量从何而来？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来自于自然力或自然规律。
      《荀子·劝学篇》中有这样几句话，不妨看看：“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辑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通过“假于物”，人的劳动量就增加了。人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劳动量，不仅看他是不是能够做到“假于物”，而且看他是不是善于“假于物”。不能做到“假于物”，他就只好手刨脚蹬，费力多而获益少；如果虽能够“假于物”但不善，物在他手中作用也不大；真正“善假于物”的，当如黑格尔所说的“一方面让事物按照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人们却“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见黑格尔：《小逻辑》，第３９４页)，这种做法用《老子》的话说叫做“为无为”。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者正是靠“无为”来进行作为的。这样的“无为”也是人的活动，是人运用对于客观事物的知识来改造或控制客观事物，使这为人类服务。这种活动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获取前人的知识或创造新的知识；二是运用肢体推动客观事物使之服从人的意志。这两个阶段都是人的生命活动，亦即都是劳动。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只有花费了劳动才能取得，所以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产品去交换。由于人们术业有专攻，每一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假于物”，因而都在不同方式上获得了更多的劳动量。商品交换的实质是交换“假于物”的不同方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商品交换是“互通有无”——即互通“假于物”的方式之有无。交换以后双方都获得了对方的“假于物”的方式，所以都得到了更多的劳动量。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这样进行商品交换的。我们在街上买东西的时候，从来不问对方制造产品用多少劳动量，只知道如果我们自己去制造，比我们去挣钱来买所花费的劳动量更多。我们觉得花钱购买比自己制造省力，所以我们欣欣然掏腰包去购买。而那种商品的设计和制造者由于“善假于物”，所以实际上没有花很多的劳动力，他觉得制造这种产品去卖，比干别的更容易挣钱，所以欣欣然去制造。这样，交换的双方都得到更多的劳动量。


       6．人“假于物”够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但这些交换价值并不是“被假之物”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       


      这样说的原因有两个：
     （1）“假于物”是人的活动，不是物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是有意识的、主动的，处于支配的地位，物是被动的，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人要“假于物”，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并且得通过肢体动作，肢体的动作就是劳动，自不必说，知识也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获得。
     （2）“假于物”的活动所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关系就是：交换的对方不能同样的方式“假于物”。产生这样的社会关系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人们对于知识占有的不同；二是对于生产资料或财产的占有不等。当这两条件具备了一个或全都具备的时候，人们就会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假于物”，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的“假于物”的方式就需要进行交换，不同的“假于物”的方式就有交换价值。当这两个条件全都不存在的时候，大家都以同样的方式“假于物”了，那么，这种“假于物”的方式就用不着进行交换，它虽然可以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但不创造交换价值了。这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之所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降低的原因。所谓社会生产力是指全社会的普遍生产能力，不是指个别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个别生产者的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导致商品交换价值的降低，只有全社会的生产能力普遍提高才会导致商品交换价值的降低。
商品交换价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而降低这一事实，说明自然物或自然力既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创造交换价值，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创造交换价值，而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创造交换价值，离开了这样的社会关系就不创造交换价值。
       传统劳动价值论离开了社会关系去寻找交换价值的“实体”，这种思想方法与旧形而上学离开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寻找世界的终极原因一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方法看问题，而不是对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认识必然发生错误。


     7．否认交换双方都得到更多的劳动量，会导致理论上的矛盾以及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显然都能得到好处。双方都是让渡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但好处可能不止是这一点。卖葡萄酒买谷物的Ａ，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种植谷物的Ｂ酿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种植谷物的Ｂ，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酿酒的Ａ生产出更多的谷物。可见，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Ａ能得到更多的谷物，Ｂ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资本论》第179页）。这段话明确指出，通过交换，双方都得到了更多的使用价值。
       我们应该注意这些通过交换得到的更多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马克思说过“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资本论》第48页）。我们要问：通过交换双方都得到的更多的使用价值是不是也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呢？如果回答“是”，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就得承认通过交换双方都得到更多的劳动量；如果回答“不是”，那就等于说：有些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才不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呢？只有一种，那就是：不是由人类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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