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借贷⒄。据千家驹先生统计，1927～1937年间，仅财政部就发行公债22．58亿元，加上向上海银行团的借款和发行意、苏退还庚子赔款凭证的借款等约3亿多元，共举借内债在26亿元以上。⒅公债政策使南京政府越发依赖于上海金融资本的支持。内外债的迅速增加则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和金融业的联系。正是对金融业的依赖，成为其后来以金融膨胀挽救统治之滥觞。
  其次，从其内部缺陷看：
  第一，南京政府同中国经济的基础——根植于农村的传统经济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中国经济本身的二元化结构让南京政府几乎无法插手农村事务。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几乎丝毫无法改变农村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力下的破产、兼并、高利贷剥削和劳动力散失等日益困苦的现状。⒆政府所面临的难题是：如果重建农村经济，在中国战乱破坏、人多地狭、生产水平落后、市场分割、小农经济占有主流地位的现实下，首先应该恢复农村秩序，恢复性发展小农经济。在农村，要稳定农民，显然是应该补上封建王朝消失后的中央政府在农村经济中的威信，阻止农村土地兼并现象，保持小农一定的耕种土地的权利，比如减租、禁止退佃等等。然而，南京政府所依赖的现代经济体系，在理论上却要求私有化得更彻底，完全赋予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利，以促进大土地所有者的生成。新体系需要小农破产以获得大量廉价工人，然而当时中国的现代经济完全处于西方资本的剥削之下，大量农业剩余外流，因而工业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大量相对过剩。破产农民不能进城，造成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南京政府西化的现代化努力使得广大农民既难以真正参与现代经济，也难以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于是，其越是努力现代化，就越是造成两者间裂痕的加深。可见南京政府正处于恢复农村秩序还是任资本主义在农村扩张激化矛盾的两难境地。不难想像，两者之间，对现代经济无限依赖的南京政府根本无法在农村有所作为，只能倒向所谓的“现代经济”。
第二，南京政府“节制资本”的国有资本主义同私有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南京政府渴求现代化，但在其内部却有着某种“反资本主义”的传统，它的渊源来自于孙中山先生的基本经济思想，又同中国“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传统上的终极产权国家所有制相吻合。但是南京政府的国有化政策还有其更加现实的考虑，一是前述的以国有化统一中国的政治意义；二是以国有化筹措军事费用，增强军事力量；三是苏联经济模式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政治领导阶层的影响。它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便日益成为一个官僚化的军事政府，它有自己的利益。对它来说，国有化可以增强其经济控制力，摆脱对资本家的依赖，甚至可以“富国强兵”。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可为之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故南京政府通过四行二局和其他管制，希望在不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实行国家强有力的控制，让私营民间资本始终处在经济结构的下层，仅仅为政府提供财源而已。当一个有自己利益的官僚化的政府在施行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并行政策的时候，政府代表的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之间是竞争关系，所以政府同私人资本之间也根本无法互相信任。即私有资本要么无法被保障，要么为了寻求保障而向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寻求保护，用“付费”的方式向官员寻租权力。从而形成被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称为“软政权”的国家权力状态⒇。这种寻租与付费一方面产生腐败，另一方面会极大地扰乱市场本身的内在秩序。并且，政府成员，特别是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一旦运用公共权力涉足私人资本，所谓“国有化”就蜕变成了“官僚化”，因为庞大的国有资本完全被掌握在某些私人集团手里，便会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终于，到1949年，以孔宋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使得“骑墙”于国有和私有之间的南京政府彻底垮台。从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经济作为似乎是一个构建于沙滩上的大厦，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危机四伏。我们不否认国民政府本身带有某种先进性，至少比北洋政府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也不否认30年代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尝试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国民政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打下最初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做了种种尝试。但是从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条件来考量，首先它没有使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从这种“现代化”政策中受益。同时其专制的经济政策同市场化的方向背道而驰，不能产生中国工业化、科技化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现实中，经济越是发展，便越是加强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导致整个体制土崩瓦解。

三、结论
 
对1927～1937年南京政府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的分析证明：第一，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只有少数人受益而大多数人被忽视，这种现代化很难持续；第二，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现代经济同国有资本并行时，如果缺乏制约，则有着向官僚资本堕落的倾向。这种情形下，市场化的有效分配途径受阻，工业化也将难以进行；第三，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心应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参与的，在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挣扎选择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我们没有选择资本主义和南京国民政府所盼望的那种现代化。倒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实证：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现代化道路也绝非单一的西方道路。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必须建立起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几代中国人的现代化夙愿。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无疑给了我们一种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的极富吸引力的启示。

注释：

①  详见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虞和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③  参见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页。

⑤  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⑥  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⑦⒂ 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第16页。

⑧  参见杨丹伟：《论南京政府的合法性》，《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吴贤辉：《一个被现代化变革浪潮所淹没的政府——再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唐贤兴、唐丽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整合的失败与现代化计划的受挫》，《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⑨  引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248页。

⑩  参见陆仰渊、方庆林：《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⑾  张嘉璈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97页。

⑿  周一士：《中国公路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130页。

⒀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第59页。

⒁  张自治：《解放前中国工业的发展：量的分析》，芝加哥，1969年版，第71页，转引自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第7页。

⒃  《1928年5月31日财政年度年终报告》。

⒄  《财政部报告》，1929～1930年、1930～1932年。

⒅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55第2期。

⒆  详见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1941年第七卷第3期。

⒇  参见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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