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后第一个有能力并且有意图建设中国经济的政府,所以他们也称之为“十年建设”时期。(3)本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或者说西方化)进程确实有明显进步,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所应有的完整经济框架,并于1937年上半年达到民国时期的高峰。(4)最后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特点是,本时期结束于抗战爆发,给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基于上述特点,本时期的经济确实有中国现代化发展“黄金时代”的味道。有人认为1936年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⑥,或者“当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并且到处看到在往好处发展,并无崩溃的现象。”⑦但如果果真如此,那么1945年后,继承了抗战前整套经济制度框架的南京国民政府迅速腐败、崩溃又当如何解释?也有学者从执政的合法性、国家断裂、现代化变革、国家整合等方面探讨了南京政府最终崩溃的先因。⑧本文认为另外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实践并没有将大多数的中国人纳入其间,导致其从西方“拷贝”来的现代化严重伤害了传统经济下的多数人的利益。是没有满足前述的现代化的制度条件所致。 1.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现实背景 首先封建土地制度仍旧占统治地位。大小军阀同封建地主结合的农村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被外来经济盘剥的程度日益加深。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但农民破产现象严重,农民生活继续贫困化。其次,行政的表面统一与经济社会事实上的分割并存。蓬勃发展的江浙现代工商业同内地传统市场日益失去应有的联系,经济“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分离越来越远。第三,面临要求中国迅速现代化的内外压力。来自内部的压力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民族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国民党固然是右派政党,但由于其历史渊源,一直以“革命党”自诩,其内部有着对中国发展非常强烈的要求;外部压力则来自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市场的迫切要求。1927年世界经济危机迫在眉睫,生产的相对过剩需要庞大的海外市场来消化。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可以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市场。最后,1928年前落后的中国经济状况。当时,凡涉及现代经济的部门,如海关、金融、通讯、重工、贸易、科技等等皆操于外人之手。据统计,1926年中国现代经济中外国份额占航运的80%,煤产量的78%,铁矿石的99%,生铁的95%。⑨少数发展良好的产业部门,如纺织、面粉等轻工业无不存在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2.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实践 南京政府在经济统一方面的第一步是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成为南京政府初期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它将财政、税收、债务和金融货币的改革视为“根本政略”。其基本内涵就是“统一”,即将财权统一于中央之下。目的是在政治上限制地方军阀,经济上增加中央的控制能力,并解决国民党的统治经费。然而从财政、金融这种经济结构上层入手的结果是见效快,但却忽略了经济基础的统一,为后来南京政府的经济混乱埋下祸根。 经济统一的具体步骤是从组织财政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并有一系列具体措施保证其经济统一政策的实施。其主要措施为:确立了国家、省、县三级财政制度;确立预算决算制度;统一税务机关,裁撤厘金,改设统税;发行内外债,筹措资金;海关自主,基本收回海关自主权;关税、盐税改革和统一盐务;建立“四行二局”为骨干的国家金融系统;颁布一系列银行法令,刺激私营银行的发展;废两改元和法币制度;建立国家资本工业;修筑铁路,公路,发展邮政通讯;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和农本局,统制农产品⑩。 通过以上各项重大变革,在1927—1937年间,南京政府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经济的管理体制,并通过整顿和投资使中国逐渐向南京政府所期望的“统一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建立并有所成就。主要表现在铁路、公路、轮运、航空、邮电和基础工业的逐步发展,如通过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的投资,初步确立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营重工业基础,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构架。1927—1937年共修建铁路3795公里⑾,并在全国基本建成公路网,公路总里程109 500公里⑿。1927年成立邮政总局,拓展邮路,发展电报和电话事业。通过这一系列建设,改变了中国的基本面貌。 第二,城市经济、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获得一定发展。财政、金融的统一,交通通讯的建设使中国原有的国内市场得到恢复并进一步扩大,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根据农商部公司注册统计,1929年至1935年6月注册工业公司1966家,资本额56 039.4万元⒀。有人甚至估计,在1928—1936年间,包括东北在内,中国的现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为8.4%⒁。各种私营工:厂纷纷建立,涉及化工、纺织、食品、水泥、造纸等诸多行业(中间虽然在1931—1935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影响举步维艰),所涉行业范围之广泛前所未有,遍及现代经济的各个部门,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和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基本具备了现代经济的各种元素。 3.1927—1937年经济建设在经济现代化制度条件上的缺陷 如果从表面看,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无论如何看不出任何破绽,它的现代化倾向毫无疑问。问题关键是,它没有解决它需要解决的问题,它所建立的现代经济在制度条件上并没有得到满足。 首先从其外部环境看: 第一,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同它的所有政策一样,依赖于中央军的势力范围而推行。事实上,到1929年南京政府有权控制财政的省份仅有四个:苏、浙、皖、赣,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苏浙二省。⒂因而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一是无法在那些独立地区实施;二是,这些地区的半独立状态,使得南京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所关心的问题根本不在经济建设的施行和效果上,而以经济建设帮助打击地方割据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正是这个出发点,使得南京政府始终甘冒得罪江浙资本家的风险大力推行“节制资本”的国有化政策。这是南京政府同支持其起家的江浙财阀之间一个显著的矛盾。 第二,南京政府严重依赖城市经济和西方国家的支持。南京政府的初期财政支持几乎全部来自上海,后来的经济来源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现代经济区域。而在这个西方国家势力最大的城市获得支持就必须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加之南京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对西方的依赖,所以经济建设上受其影响就非常之大。 第三,南京政府始终面临日本扩张的威胁。对中国而言,日本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它对中国有着无止境的权利要求。“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上海抗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它的军事、经济触角又直接伸向华北。事实上,“九一八”以后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就不再有正常的国民经济,而是带有半战时经济的味道。南京政府当然意识到战争的危险,经济建设也不得不向大规模备战倾斜,所以逐步偏重于投资重工业、兵工业和交通通讯等部门,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负担大为加重。 第四,南京政府始终背负沉重债务以支持其巨大的军事开支。中原大战和对“根据地”的围剿消耗了南京政府大部分财政收入。巨大的财政赤字与狭小的财政来源形成强烈的反差,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债来维持军事统治。宋子文1927年6月—1928年6月的财政报告表明,政府开支的87%用于军事,贷款共计7340万元,占总收入的48。6%。⒃1928~1932年借款总数仍占很大比重,1930财政年度占18.7%,1931财政年度占30.3%。南京第一个五年总收入约为25亿元,其中6.21亿即24.6%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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