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态度，这些都是现在争论颇多而又仁智互见的热点问题。老子站在“道法自然”的高度，用“天乃道，道乃久”（15章）的哲学眼光观察世界，他的一些看法值得今人的深思。
    老子提倡厉行节俭，视节俭为治国理事的基本原则，呼吁理性的人（圣人）当“去甚，去奢，去泰”（25章）。他说，“吾有三宝，……俭故能广”，即认为节俭反而成为他一定富有（广）的法宝，这一观点同现代经济学中较高储蓄率益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原理十分近似。今天，储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我们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理论之一，而经济周期的不可捉摸性及其造成的贫富转化恰恰是引起人们焦虑、困顿与痛苦的原因之一。老子认为幸福的人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6章），因为如果“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为盗”，如果“不见可欲”则“民心不乱”（3章）；世人的欲望尺度应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0章），即把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作为行动的最高要求，如此“知足之足，常足矣”（39章）。否则的话，“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37章）。老子一方面反对过度享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1章），另一方面，老子也承认做到“少私寡欲”的困难。他反问世人，“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言下之意，人们耳眼口鼻开闭张阖之间接触到世俗中的花花世界，有谁能不为之心动而甘心雌伏呢？老子的理念，既有别于佛家所谓的“绝欲以绝苦”的极端之论点，也不同于现代传统经济理论以极力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需求为责任。可以推论老子的逻辑是：人们无边的物欲、贪婪的心魔是造成诸侯国战乱不眠不休的根本原因，是造成民生疾苦的根源，因此要限制而非禁绝人们的欲望，使“合于道”，然后“可以长久”（37章）。尽管这种思路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借此推及今世，我们能够体悟，经济发展的盛衰间替，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刀兵相向都可归结为过分的贪欲使然。
    老子同时指出，道生出万物，德养育万物，即“道生之，德蓄之”（44章），并且“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44章），即提出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已有、哺育万物而不居功自傲、万物长成而不屠之食之方为真正的有道之德。在今天看来，老子倡导的“大小多少，抱怨以德”（55章）尤为难能可贵，雷锋式的助人为乐精神现在离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远。除此之外，老子的幸福观还在于与世无争和贫富自均。他一则曰：“夫唯不争，故无尤（灾祸）”（7章），“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9章），二则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64章）。前一句是讲消除天灾人祸的根本原则在于消除人的争斗之欲，后一句是讲取长补短、以多补少乃天之法则，因此，那些为了某种私欲而“损不足以奉有余”（64章）的人是不会感到心安理得的。
    老子最终为我们设计的理想境界是社会回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31章）的“小国寡民”（67章）之状态，“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67章），人们纵使“邻国相望”，然“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7章）。过去，这一主张是老子受后人批判挞伐最甚之处，后世学者往往斥之为“反动”、“倒退”。但是，设想在一个“国大民众”但金钱至上、见利忘义、暴力横行的社会里，在一个“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50章）的环境中，即使一个人腰缠万贯、前呼后拥，如果失去亲情、友情和爱情，失去诚信，失去健康，那么何乐之有？换句话说，在老子生活的年代，他在自己切身感受的基础之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乐其俗”（67章）的自得其乐的理想国，何罪之有？比之今时今日，科学技术的飞速更新，经济总量的突飞猛进，在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在极度地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声色之闻的同时，也为人类的未来演进埋下了危险的隐患。就以“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来讲，先进的技术、新奇的发明如果应用得当、役之有度，带给人们的会是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反之，若失控滥用，则带给人类的或许是灭顶之灾。例如克隆人和核技术，说它们可能丧尽人伦、毁灭众生绝非耸人听闻，“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人间将陷入万劫不复。若是那样，一切的肉体灵魂、民生幸福、思想理论、主义学说都归于灰飞烟灭，何谈经世济民？有学者调侃，“我不敢预言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何进行，但我知道人类的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定是石头与棍棒的战争”，此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由此可见，老子的预见性多么敏锐，他的观点具备了“有限生命成本约束下的快乐最大化”的人本思想萌芽，哪怕忠言逆耳，也要著书立说，警醒后人。诚如其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68章），老子的道学思想值得后人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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