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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 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 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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