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解释。在这场讨论中，我们看到有的人甚至连有关论著都未读过，连作者的意思都未弄明白，就想当然地批评这批评那，甚至把作者反对的观点强加给作者，可谓学霸到处都有，唯有“法宝”不同了。这种情况提醒我们注意到“规范认识”的强大。

这场争论的又一背景是新古典学派的学者大都未到中国作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规范认识”已经提供了一切答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在他们看来，研究学者的责任只是找出“史实”来论证规范认识，而不容许依据史实向规范认识质疑。而新一派学者则化了很大精力深入到中国社会，有的甚至每年都要化上几周至数月深入农村地区，被蚊子和蚂蝗咬一咬。考察到中国数百年商品化并未带来现代化发展，体验到中国数十年集体化并未带来农民生活的提高，怎么还会去无条件地信奉规范认识呢？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坐在屋子里振振有辞。

令一些美国学者最感愤不平的是怎么可以把西方社会的经典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提并论。他们中间的极端者甚至不惜对不同观点扣上一顶红帽子，以此取代学术的争论。这种做法在中国也不罕见。一些中国学者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把一切不同的见解斥之为“西方学者的观点”，既用不着去分析其论证。也用不着去考察其论据，甚至用不着去了解其论点。可以省却无数的劳动和烦恼。但是，学者争论一旦被政治意识形态所主宰，事情是简单了，灵魂也失去了。

过密化理论并没有达到完善和完美的程度，争论有助于整个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如果能够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模式出发，论证过密化理论的不合理性，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过密化理论的讨论才刚开始，许多课题还有待开展。过密化理论只不过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一种解释，赞成它也好，反对它也罢，都需要作许多研究。至少在下列的一些方面，我们还应作深入的探讨。

（一）对过密化的量化研究。量化研究是对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的最好检验，也是关于过密化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我们需要的是建筑于可靠材料基础上的量化研究，而不是出自某种理论模式的主观数字。听说有的同行开始运用的农村大队会计的原始账册，包括实际劳动投入和成本核算记录，来研究农村社会经济。我相信，这至少可以以可信的数字来说明到底在集体化制度下有没有过密化增长。研究解放前的过密化问题，在运用量化研究上会更困难些，但我相信仍有可能发掘到新的资料。

（二）寻求过密化发展之间的连接点，在过密化理论之下，一个过密化的农村如何与发展中的城市工业经济相连接？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经济如何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作为连接两种经济的市场有着何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特性或功能？一系列的问题均有待我们去一一探讨。

（三）进行不同社、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关于过密化理论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力图引入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深入的比较研究无疑有益于讨论，这样的比较应当基于扎实的第一手研究，而不是断章取意地迎合自己的观点。我相信过密化不是中国的孤立现象，但其普遍意义如何不是这儿可以凭空乱讲的。因此，我们期待着研究各国社会历史的同行们一起参加这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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