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斯是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这场急诊中首先肯定了一批新古典学派学者的论著，其中包括布兰特（Loren Brandt）罗斯基（Thoas G.Rawski）和科大卫(David Faure)。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扩大、引伸和运用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历史领域。他们强调近代资本主义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希望。从商品化到资本主义化，中国的发展道路无异于西方的道路，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化所受到的挫折，是因为商品化发展不充分而起。若不是战争和革命阻碍了中国的商品化发展，中国早就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行列。因此，这些研究大量集中于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迈尔斯以这些新古典派的论著驳斥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强调了近人市场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发展。

迈尔斯的争辩受到了黄的即时反击。黄指出迈尔斯的要害在根本不懂什么叫过密化，把黄所反对的东西强加给黄。黄认为商品化不一定能够带动经济发展，而迈尔斯硬说黄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是因为商品化不足。黄再三强调增长与发展的区别，而迈尔斯误把两者混淆。迈尔斯引用其他学者的论著来证明中国近代农村的发展，他的依据是所谓人均年产出的增长。且不论这些所谓的年增长数字是否可靠，迈尔斯忘了黄的理论的着眼点是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就是指这样的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就是指这样的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就是指这样的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尽管年产出可能会有所增长。

从客观角度讲，迈尔斯的争辩不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他既没有在学术上提出可信的论据，也没有实事求是地剖析对方的论述，而是企图把一场学术讨论转变为头脑简单的政治论争，指责黄的理论是为社会主义作说词，用意识形态的说教取代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这是不可取的。然而，他的不同意见毕竟揭开了这场学术争论的序幕。

过密化理论在美国学术界引起震动之大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1992年4月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当时的学会主席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把主席演讲的重点放到了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讨论上，费维凯先对他称之的中国近代经济研究中的“乐观广义者”（即迈尔斯为代表的学者）进行了一番批评，然后把重点转到批评黄为代表的所谓的“悲观主义者”。费维凯认为，长江三角洲在20世纪中叶以前无疑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如同斯密（Adam Smith）所描述的那种发展。尽管在时间、地点和程度上还有待论证，人均产量和收入的提高是无疑的。然而，费维凯拒绝使用黄的增长与发展的概念，改用“延伸性”增长和“深入性”增长的概念。据他分析，前工业化的经济一般只见于延伸性的增长，深入性的增长是随近代工业化而来的。这一提法部分与黄的增长和发展的概念类似，但失去了黄强调的单纯总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本质区别，更没有黄所突出的悖论的概念了。费维凯的评论有其价值所在，譬如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但他说的人均产出不分年产出还是日产出，而两者在黄的过密化理论中有重大区别，黄并不否认人均年产出的增长。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传到中国学术界之后，也很快引起反响。一些中国学者对过密化的提法不满，他们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经历了尽管缓慢、却是确实的近代化发展，而商品化是其催化剂。李伯重通过对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或单位工作日报酬也相应有所提高，因此他不同意过密化的提法。由于本文发稿时尚未见到李的有关著作出版所以有待日后再作补叙了。

其次，过密化理论是否是独立于欧美历史经验的新模式？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过密化现象毕竟难以视而不见，因而关于过密化的讨论又出现了新的歧点。黄的研究强调了对基于欧美历史经验的规范认识的突破，企图以过密化理论来归纳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特点。然而，反对的意见则否认过密化理论的独特性。在其看来，过密化现象是历史过程的普遍现象，而以往的对欧美及其他地区的研究中早就包含了这样的观点，所以过密化理论并非新鲜的东西。

王国宾（R.Bin Wang）在《亚洲研究学刊》1992年第3期发表《中国经济历史和发展：对迈尔斯与黄争论的评注》（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Development:A Note on the Myers-Huang Exchange）一文，重在批评黄的过这密化理论的创新意义。他说黄的关于商品化不一定与近代发展相联接的观点早已有之，并不新鲜。他列举了艾尔温(Mark Elvin)等学者的论著，指出这些学者早就看到了中国不同于欧洲的独特性。他说，黄用中国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区别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营推动的商品化，并不令人信服，因为英国的经验并非像黄所想象的那样明显。王引用了勒凡（David Levine）的研究，显示随着贸易扩展和人口增长，近人早期英国商品化并非那么容易区分。

如果我们单纯地讨论佧别的过密化现象，王国宾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过密化现象的存在具有世界普遍意义，不仅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就说今天的美国吧，从总统、参议员到州长大谈的移民问题造成经济的失业问题不也是人口压力吗？面对经济衰退，具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后退而求其次，寻求报酬低的非熟练工作，不也是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吗？能说没有过密化现象吗？如果把过密化现象与过密化理论混为一谈，只能把我们自己弄糊涂了。
如前所述，过密化理论的要点之一是过密化成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倾向，过密型增长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如果这一切发生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和今日的美国，世界上也就没有这两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了。过密化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指出过密化现象的存在。不在于发明过密化的名词，而在于看到其在历史上的因果关系和作用。

其实，前述费维凯论点的关键之处也在于否定中国与西欧的不同。费维凯没有讨论中国与英国经验的区别，从而造成这样的印象--两者的不同仅在工业化的时间先后。他引用吴承明的估计，中国明清时期的市场已广泛形成，农民在交易中计算自己买卖的得失，在这样的市场行为中去区分何者为了“使用价值”（或家庭消费）何者为了“交换价值”（盈利）是没有意义的。费维凯对农民的市场观念的估计过于理发化，很难想象一个急于卖掉产品来供家用和交租的农户，能与一个有能力囤积居奇的农户有同样的市场观念。费维凯归纳说，中国近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是显著的，这一增长由于人口急剧增加而减缓，但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又有恢复，直至1937年战争的爆发，他说，经济增长，不管是总人口和产出的增长还是人均产出的增长，均有赖于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费维凯实际上回避孕药了这样一些问题：农业生产到底有没有发展与过密化的不同？我们迄今尚未看到黄对纲维凯评论的针对这些问题的正式答辩。另外，其他也有一些刊物，如《Republican China》也组织了一些讨论，但我们并未见到真正有份量的批驳文章。

（三）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背后

美国的这一场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讨论有其内的背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两派学者的不同学术渊源。就新古典学派的学者而言，亚当·斯密的学说是他们圣经，可以说是不知在其之外还有何者可称作为理论。在里根、布什时期，随着苏联东欧的分崩离析，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更达到了顶峰。新古典学派既孙知道，也不想知道其他任何说法。只要一提到经济，一提到商品化，就是古典经济学的那一套。这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不然称不上“规范认识”了。对于新一派学者而言，“规范认识”的影响没有那么强烈。他们注重实证研究：在原有理论体系说明不了实证揭示的悖论现象时，他们就要去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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