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贵的分红收入并不比他们原来的工资收入高多少；他们在企业中也管不了什么人，主不了什么事，实际是处于职员的地位，仍参加劳动。对绝大多数内伙计来说，“鱼化龙”的前途不过是个美丽的幻想。可是，未来的幻想却预支着现实的劳动力；这正是内伙计制度巧妙的地方。也可以这么说，这种过渡型的两重性的剥削关系，较之旧式商业资本劳动制度和较之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都更适合于五十年前北京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瑞蚨祥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柱。
但是，内伙计与资方之间的这种两重性的关系是逐渐地，虽然是缓慢地，变化着的；变化的趋势是封建关系一面逐渐动摇，资本主义关系一面逐渐发展。最明显的是在1926年和1942年瑞蚨祥职工两次组织工会对资方进行斗争的时候。这时内伙计和外伙计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他们肩并肩的投入战斗。第一资斗争是以反对封建象征的“铺规”、争取业余时间人身自由为中心。到了第二次，则内伙计已同样面临着被任意解雇的危机，他们和外伙计一样投入了要求职业保障和改善工资的罢工。就业和工资问题的提出，说明他们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已经资本主义化到怎样程度了。但是，每次斗争失败后都有一个复辟，封建统治重新笼罩着瑞蚨祥。瑞蚨祥的种种封建性的制度，直到解放时还是基本上完整地（至少在名义上）被保存着的；它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④。1952年以后，内外伙计的界线不复存在，被提升吃小股的小掌贵也纷纷“归队”，退股加入工会了。
三
再说外部关系。这包括瑞蚨祥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它与外国资本和与当时政权统治阶级的关系。
瑞蚨祥是靠山东寨子（一种土布）起家的。十九世纪末叶，它已以“包买主”的身份支配手工业者的生产了，那时它是经营布庄（批发）的。可是1893年以后，它把资本转移到洋布零售和绸缎百货上去了；1900年以后，土布在瑞蚨祥的经营中日益消失，它的货架上绝大部分是中外著名工厂的名牌货。无疑地，瑞蚨祥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是作为职能资本为产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这是它主要的一面，但不是全部。
瑞蚨祥与产业资本的另一方面的关系可以从它的进货方式来考察。直到抗日战争以前，瑞蚨祥进货的方式主要是每年两次派人到上海等地选购和在上海驻庄采购。它也向一些厂家定织，有些工厂甚至变成专为它加工的工厂，疋头上织上“瑞蚨祥”字样。瑞蚨祥还有它最负盛名的独门货“双青布”，这是瑞蚨祥用上好坯布找染坊染色、踩坊踩制和自己“闷色”的。除定织外，瑞蚨祥还经常提供厂家品种花色的意见，许多工厂在设计新产品时都先征求瑞蚨祥的同意，或将图样交瑞蚨祥审阅。总之，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作为一个商业资本，它还残存着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一些可怜的民族产业资本起支配作用。
这种特点也表现在它的经营管理上。一个商店。按说顶要紧的是销货。可是我们发现，在瑞蚨祥的经营管理上，毋宁说更着重于进货。它的各部门头目，如洋货头、绸头、广货头等，都是主要管进货的。特别是它培养学徒也是从管货开始，而不学卖货，学满出师后即担任采购、保管、整理、送货等工作，而售货任务完全委之于临时雇工性质的外伙计。在瑞蚨祥的经营上似乎存在着这么一条原则：只要进货对路，适合消费者口味，至于推销技术，倒是余事了。这和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是有所不同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不过是产业资本的推销员，生产什么必须销掉。由于生产上经常出现“过剩”，商业上就必须千方百计地讲求推销技术，包括大广告、大赠奖、大放尺、大甩卖以及种种“制造购买力”的办法（如分期付款等）。而这一切，都为瑞蚨祥所不取。它从不登任何广告，更无论其它了。我们知道，纯粹商品流通费用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增高的。在瑞蚨祥，我们也看到它的营业费用占销货额的比重率在几十年间逐渐增高，但比之一般更资本主义化的商店（如比之上海协大祥）还是低的。
瑞蚨祥经营的商品，尤其是在1926年以前它大发展的时期，是以外国货为主；那时棉毛织品中外国货占80％，绸缎中外国货也不少。当时的北京，有许多新奇的洋货是唯有在瑞蚨祥才找得到。以瑞蚨祥这样一个十足古老气的商店和外国资本结合起来，是饶富典型意味的。在某些意义上，瑞蚨祥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缩写。在这里，瑞蚨祥的两重性就更复杂了。当然，它不同于纯粹买办商业资本，不只在经营管理上，在进货方式上它也不作外国洋行的独家经理，不拿佣金，不赊购。但是另一方面，上面所说的那些对产业资本的作用，在遇到外国资本时，却大部分消失了。
瑞蚨祥怎样为外国资本服务呢？作为一个商业资本，它的职能是为产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并分取产业工人（在这里应当是外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但对瑞蚨祥来说，这未免太天真了。这里，我们最好把历史追溯得更远一点，从瑞蚨祥的大发展时期来考察。
瑞蚨祥的资本，主要是在庚子事件（1900）以后二十几年间以急风骤雨之势发展起来的。这时候，一方面“欧风东渐”，洋货大量倾入市场；另方面，行将没落的阶级象奉行指示一样必然地日趋穷奢极侈，过去不出闺门的夫人小姐也争着穿戴起来走进社交场。瑞蚨祥就是在这种空气和土壤中茁长起来的。它是一个专门供应上层社会高级消费品的商店，文明阶级的豪华生活需要它，外国商品倾销也需要它。但是，这只是事物文明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整个瑞蚨祥发展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封建军阀大混战的时代，一个却掠的时代。四亿人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造成了军阀统治阶级的繁荣；被搜括的人民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之手，集中到北京，这就是瑞蚨祥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但试想一下，这种集中，何尝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预期的结果，何尝不是他们对殖民地贸易所赖以扩张的基础呢？殖民地贸易的丰硕利润，主要不在于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剥削（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主要在于对殖民地财富以经济外的力量（军阀战争是其形式之一）的集中；不过这种集中最后是通过商品买卖的形式纳入帝国主义之手罢了。瑞蚨祥正是担任这最后一步任务的。当然，瑞蚨祥是为产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但更重要的毋宁是为它们实现殖民地掠夺的价值。瑞蚨祥的利润和资本积累，与其说是来自外国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毋宁说是来自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贸易不等价交换的余肥。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瑞蚨祥神话般的发展，也无非是一种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它那三、五年翻一番的惊人利润，总不脱暴力的因素，只是十分间接而已；真正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生产），还不占主要地位。但是，1927年以后，当瑞蚨祥逐渐走上下坡路，它的货源也逐渐改变为以国内工厂的产品为主的时候，它资本积累的性质也就有了某些改变。它的真正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这才加速了。
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瑞蚨祥与当时政权统治阶级的关系了。事实上，瑞蚨祥不仅是以当朝皇室、军阀、达官贵人为它主要的服务对象，而且还真正和他们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往来。孟洛川据说是不愿当山东督军才出任袁世凯的参政的，他的次女嫁给了徐世昌的姪子，长孙娶了曹锟的孙女。历来的大军阀，都在瑞蚨祥有存款。当斯大林论述那时候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时说：“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⑤不错，他是说中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但他接着说：“所有的军阀、督军、省长以及现在一切残酷的进行掠夺的军事和非军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的上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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