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现罢其职者，机织职工，约七八千人而已。”“其依然在旧职者，亦非敢必有定业，皆空手坐食。”失业者“多转业于大道上贩粥野菜食物，或为团勇及营兵。其竟无为之民，典当家财，以待复业之日。其最困穷者，被官粥局给养。[30]

三、“苏垣官场自机匠肇事，惩前毖后，恐若辈再生争端，而适有某绅献招集机匠重修金鸡河堤之策。当道极为采纳，已饬员另编机户详册，均须报明年岁。如有年富力强，愿承斯役者，准其报名注册，听候给工兴役。其大略章程，闻将城中瓦砾装运出外，从事筑堤，以为一举两得之计。”[31]

失业机匠的出路何在？“饭粥野菜食物，”充当“团勇及营兵”和筑堤苦工，再有就是“典当家财”或进施粥厂。

很清楚，一极已经形成一支数量不小的失业手工丝织机匠，另一极却没有形成吸收这支失业队伍的资本主义现代丝织工厂。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资本家，这是不移的客观事实。在资本主义萌芽“停滞”的踹布业如此，在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丝织业中，同样如此。

那么，苏州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中的第一代资本家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找到了确切的具体根据，但是却可以寻出一些有轨迹可循的蛛丝马迹。
苏州出现的第一批现代工厂，是1896年苏州开埠后同时筹办的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在这两家工厂出现的同时，我们从当时的新闻媒体中，看到一则这样的报道：1896年9月，有一位浙江湖州籍的丝商，正在从他的同行中筹集资本， 打算在苏州设立一家按照“外国原则”经营的中国银行。[32] 我们还知道，上海的第一家华商丝厂，它的创办人，也是一位经营生丝出口的湖州丝商。[33] 我们又知道，苏州第一家丝厂——苏经丝厂，是在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之下，由苏州商务局出面主办的。然而，开工不久，就出租招商承办。[34] 因此，这个丝厂的承租者，即在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之中，有来自经营生丝出口的商人，也许是一个有几分根据的假设。[35] 我们还知道，苏州第一家纱厂——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有着同样的历史。而承租纱厂的人，正是苏经丝厂的承租者。[26] 如果上面的假设，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真正现代意义的第一代资本家，从苏州这个地区来说，是来自和对外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商人。我们又知道苏经、苏纶两厂出租不久，就因经营亏损，曾经计划“转包洋商办理。”[37] 其后又积欠德商瑞记洋行之款，“轇轕不清。”[38] 从这些蛛丝马迹看来，这些真正意义的资本家，不但是和对外贸易有联系的商人，而且是和外国洋行有交往的商人。

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上，有这样一种意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也就上文所引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导向性。然而，从苏州一个地区看，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最先出现在棉纺和缫丝这两个部门之中，也就是出现在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怎么显著的丝棉纺织工业的第一道工序上。而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部门，却是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丝织和踹布，也就是丝棉纺织的最后一道工序上。这可以说是苏州本身的一个纵向的比较，它证明了这个导向性是不存在的。

我们还可以拿苏州和邻近的无锡作一个横向比较，得出同样的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苏州是一个闻名的传统手工业城市，有着悠久的手工业历史。在明清时期,相传即已有三十多个手工行业，每个行业又有众多的铺户作坊。[39] 根据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苏州也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较早的地区。如果按照通常的、一般规律，苏州这个城市，应该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提供了更适宜的土壤。然而，实际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因为，一直到1896年，也就是苏州对外开埠以前，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并没有真正起步。以后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和邻近的无锡加以对照，反差就更加刺目。在1895年以前，无锡除有小量的手工作坊以外，别无其他工业。它的第一家现代工厂，是1895年成立的业勤纱厂，和苏州的苏纶纱厂比较：不过早了两年。但是在以后的年代中，无锡现代工业发展的脚步，显然大大超过了苏州。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无锡已经拥有大小工厂151家，单是大型纱厂就有6家，而在同一时期，出现在苏州的工厂，则不足30家，其中纺纱厂，始终只有苏纶一家。[40] 20年代中期以后，无锡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城市，”在全国工业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而名列第五。[41] 而苏州则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座以手工业闻名的古老城市。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然是由许多不同的条件所造成。这里不可能也毋需进行全面的分析。但是有一点看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锡不像苏州，它原来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手工业城市，从而也没有壁垒森严的手工业行会。在苏州那里，历史上存在过的手工业行会，至少在70个以上，[42] 而在无锡那里，到1911年为止，人们还没有见过手工业行会的历史记载[43] 。如果说，苏州手工业是处在行会的封建行规的统治下，难以向现代工业转化，那么，在无锡那里，手工业却存在着自由向前发展的天地。由此可见，苏州的行会统治，不但对苏州手工业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利的因素，而且对苏州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注释

[1] 黄钧宰：《金壶逸墨》，卷2，第3页，载《金壶七墨全集》 1912年版。
[2] 例如 彭雨新：《明清时期的铺户作坊和资本主义萌芽》，载《江汉学报》 1962年第5期。
[3] 例如 刘永成：《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载《历史研究》 1959年第11期。
[4] 上海《申报》 同治十～年十～月廿～日记此事曰：“此本月十四日事也。”按同治十～年十～月十四日为1872年12月14日。
[5]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1874年版，卷4 第5页。
[6] 在《金壶逸墨》中，也有“木立如塑”四字，可见是从《申报》中抄来的。
[7] 《申报》同治十～年十～月廿～日。原文有个别明显错字，已作更正。
[8] 原载Courier，North China Herald （以下简称Herald），1872年12月16日，第549页 转载。
[9]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62年中华书局版， 卷1 ，第190～192页。
[10]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1981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第165页。
[11] 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1986年版，第128页，第318页～319页。
[12] 《申报》，1882年1月30日。
[13] J.S.Burqess:The Guilds of Peking,1928,Newyork 第204页。
[14] 这里指的是中国航运业中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1960年人民版， 第2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58页。
[17] Herald,1896年7月10日，第68页。
[18] Herald,1896年12月4日，第965页。
[19] Herald 1896年7月24日，第131页。
[20] Herald 1896年9月25日，第519页。
[21] 《雍正朱批谕旨》 1887年印，第42册，第76页。
[22]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第85页。
[23] 纪磊、沈眉寿：《震泽镇志》，卷51，物产二，1884年版，第22页。
[24]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5页。
[25] 原文为Central Likin Office.译名据汪士铎等纂：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6 ，第4页，1880年版。
[26] Herald 1896年6月12日，第929页。
[27] Herald 1896年7月3日，第16页。
[28] 参阅《经济研究》1963年第2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方法论》一文的论点。
[29]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以下简称《关册》。光绪二十六年，下卷 ，苏州口， 第46页。
[30] 《东西商报》，1900年，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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