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三年，一出一进，毋得滥规；”“三年期满，出一进一”。类似这样的规定，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手工业行会的行规中，是广泛存在的。[9] 就是在苏州的金箔业中，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7年还能看到造箔工匠“倡众停工”、“倡议停收教徒三年”的记载。[10] 所有这些，只能是反映行会生产关系的牢固。它不能说明“手工业作坊在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变化，”更不能拿来证明“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出现1872年苏州金箔业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 也只能是意味着原有手工业行会生产关系的牢固和延续的强烈要求。

不言而喻，那些没有出现这出悲剧的行业，并非就不存在行会的牢固统治。苏州的手工业行会多至七十余个，许多手工业行会在70以至80年代，还对产品规定划一价格并实行统一工价，以限制竞争和自由雇佣。苏州小木公所和梳妆公所在90年代的行规中，仍然规定控制学徒人数和限制入行的各种措施。[11] 行会的硬壳，延缓了苏州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这是不移的事实。

这种延续是不是仅限于苏州一地呢？看来也不是这样。就在苏州案件发生以后十年，人们从报纸上还看到在杭州的锡箔业中，有这样的记事：“杭州锡箔作坊于收徒一事，规则极严，费用亦钜。非逢乡试之年，不能擅收。起师满师，皆须遍请同业。一经学满，须为师家白做三年，方可外就。”[12] 而在福州，甚至在此以后十五年，还出现“超过行会规定多收学徒的店东”，“被残酷地打死的故事。”[13] 可见，这种延续，并不限于苏州，带有普遍的性质。

把这件事放进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特定环境中，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19世纪的70年代，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开始出现的时期。当苏州金箔业的一个试图突破行会限制的老板，因多招了一名学徒而被一百多名同行工匠活活咬死之时，正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正式产生之日。[14] 一边是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一边是封建行会势力的统治，这是一个多么不协调的局面！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确确实实是在这样一个不协调的环境中诞生的，这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

当然，不能把行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绝对对立起来。行会是封建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这是经典作家一再指出过的。[15]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行会制度又发生了多种变化，这也是经典作家根据欧洲的历史所作的论断。[16] 在封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行会本身不但经常变化着，而且在它自身的运动中，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某些古老手工业中，同样可以看到。在苏州古老的手工业中，也同样存在。例如，同是在手工业行会势力支配下的苏州丝织业和踹布业，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它们或者有了类似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的散处织工，或者有了类似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它们和箔金业中的情况相比，似乎还看不到行会的那种严格的限制。那么，苏州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是不是首先从这里出现的呢？事实恰恰又不是这样。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照。

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之出现于苏州， 是在苏州辟为通商口岸的1896年以后。在这一年七月，上海的一家报纸出现了以“苏州在进步”为标题的一则不寻常的报导。报导中说：“这个新开口岸的前景是：一个建筑宽敞的新丝厂，最近已经完工，同时一个大型纱厂也已经接近完工。”“ 在未来的电灯公司的厂基上，已经立起了界碑”，“在新租界东边的密渡桥头，另一家丝厂差不多也已完工，而使用外国机器的碾米厂、砖瓦厂等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在开始进行。”[17] 七月以后， 这方面的报导，更是纷至沓来。铁路、[18] 轮运[19] 和新式银行，[20] 都在开始酝酿筹划。这些蓝图，虽然还都停留在纸上， 但是把它们都放在“苏州在进步”的标题底下，看来仍然是合适的。

原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踹布和丝织两项手工业，现在是一付什么样的情景呢？

请先看踹布业。

在下距鸦片战争一个多世纪的1730年，那时苏州踹布业的生产组织是：“踹坊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21] 从这里可以看出：踹坊内部的雇佣关系，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同时又具有很不完全的形式。在这里，包头是踹匠的雇佣者，但却不是主要生产资料——布匹的所有者。他雇佣踹匠，但却不支付工资。他也垫支资本，但又通过踹匠按名收取生产工具的赁价。他的身份，对踹匠来说，像是“老板”，对布商来说，又像是牙行一类的中间人或包工头。真正的资本家，不是踹坊老板， 而是发布交碾的布商。一直到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1872年，苏州踹布业的生产组织，始终维持原状，没有变化。“凡各布号已经坊户立折，仍照常领踹，”“新开布号，亦由号择坊发踹”[22] 一切悉沿旧章，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如此。

如果说，踹布业可以看作资本主义萌芽“停滞”之一例,那么丝织业就可以说是“发展”之一证。

鸦片战争以前，在江南的农村蚕丝业中，除了“纺经以己丝为之售于牙行”的所谓“乡经”以外，还普遍流行“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的所谓“料经”。[23] 对此，1822年苏州的一个碑刻有这样的记载：“民间各机户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计工授值”。各乡匠揽织机只，每有“勒加工价”，或“将付织经纬私行当押”，甚至“将货具经纬私行侵蚀”[24] 从这里可以看出， 机匠织丝所需的原料和货具，都来自“机户”的供应。也就是说散处的机匠，已经是丧失了原料和一部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他们是家内工作而领取工价的劳动者，他们和机户的关系，已接近工人和老板的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散处机匠的小生产者地位，看来受到进一步的削弱。这从1896年也就是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苏州首次出现的那一年丝织业中机匠反对捐税的一则报导中，得到可以据以分析的信息。报导中说：“苏州城区和郊区大约有缎纱机14000架。多年以来，机匠必须按织机数目交纳捐税。 但是最近机匠都只报一架织机，尽管有人不止自有一架。几天以后，苏州牙厘总局[25] 决定增加课税的机织数，结果是管理织务的主要监工立即停止工作。他们平时购买丝料进行染色，雇佣女工绞制，最后交付机匠织造。有的织机，织了一次要闲好几个月。织业的突然停止，造成上千的机匠失去就业的机会。”[26] 很清楚，这里的监工，实际上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机户的发展。他们和机户不同之处， 在于他们更加直接地组织生产。报导中还说：“监工通常是织机的所有者，但是税捐由机匠交纳。监工从付给机匠的工资中扣下20％，这一笔钱监工留下用于支付税捐。”[27] 如果这条报导确实，那么机匠的独立地位，就肯定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因为，此时他不仅丧失了原料的全部，而且最终丧失了生产工具的全部。[28] 丧失了全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机匠，以后就经常受到失业的光顾。当时间进入20世纪以后，我们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报导。其中，1900年的一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此可于以下三则报导中见之：

一、苏州“绸缎织工最为可怜，亦最为可虑。当人心惶惑之时，各绸庄停止进货，各放料机坊，以织出之货，无处销售，相率停工，以致机工失业者数千人。该数千人，向恃织机以为事畜之资，一旦停工，则别无谋生之术，即别无谋食之方。倘以饥寒而起盗心，岂不可虑。幸本地官绅富商各捐银米，设法救济，俾数千织工有饱暖之庆，无冻馁之忧。[29]

二、苏州“机业职工，从来有缎纱机一万余个，其所关联职工，实不下十万余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