镑的生产设备和生活资料从英国运到澳洲的斯旺河畔，还带去了三千名男工、女工和童工。但一到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给他铺床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他带去的人都去弄块土地变成小生产者了。马克思说：这里是“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记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24]①

可是，中国并不是这样一块处女地。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并不需要输来资本—雇佣关系，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术高超的熟练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原来就是租用中国手工船厂的泥坞建立的。上海开埠后，第一家外国船厂伯维公司也是这样。“很少人能相信那人时候黄浦江上居然能修造汽船”，可是，第一条汽船“先驱”1876年下水了，“雇的是宁波木匠，用的是中国柘木与樟木”。不仅如此，第一家洋务派的军工业，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添置机器而成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工场手工业，1869年左右引进西洋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商、洋务派或民族资本家，在开设第一家近代纱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找到女工。因为妇女离家进厂，已早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了道路，所有封建礼教问题，也于光绪初清政府一场关于茶厂女工的廷议中解决了。

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务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人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是孤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长期流行着一种中国是个停滞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上溯到黑格尔。在他看来，中国是“永无变动的单一”，“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25]①当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求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候，包括那些阐述“白种人责任”的历史学家，倡导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种理论下，中国的现代化及任何进步，都只能寄望于西方的炮舰、牧师和资本家的到来。随着中国的殖民地化，这种理论也众口铄金，并由西方传到东方。三十年代，乃至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专门研究了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有待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加以“克服”[26]②。

一个社会在发展中会出现或长或短时间的停滞以至倒退，完全是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辉煌发展的时代，也不乏悲惨的倒退。资本主义萌芽所考察的时期，确是中国在经济科学文化上发展比较迟缓的时期，但它是一个酝酿着巨大的变动的时期。我们所看到的明清社会，无论在生产方面或者在流通方面，无论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关系、雇佣关系上，都是一个个不为演变的过程，形成一幅觥筹交错的活动画面。正是在这种变动中，出现了新的、尽管是十分微弱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随着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停滞论彻底破产。但是，研究历史的任务并未终结，理论斗争也不曾停止。六、七十年代，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在国外又出现多种关于旧中国的“不发展经济学”。这些学者，比较集中地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生产力的状况，着重从积累与消费、人口与环境以及技术等方面探讨近代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并注意运用了经济计量学方法。但是，他们普遍忽视了我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演变，更不曾注意到或者根本否认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其中有些比较流行的理论，如“传统平衡”的理论[27]①，“高度平衡机括”的理论[28]②等，实际是一种新的停滞论。因为这种“平衡”意味着静止，失去内部能动力，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就仍然只有依靠西方的“刺激”和资本、技术、管理“帮助”了。

在国内，也有一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种“超稳定系统”的理论。它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王朝变迁和大动乱)；另方面，这种振荡总是使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表现为停滞性。[29]③

超稳定论也就转变为外铄论。“是否任何国家，任何文明系统都能自动产生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人显然这样认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给这种必然的信念以致命的打击。”“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系统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拒绝受其他文明系统的信息(负熵流)，只能在平衡态附近振荡，不可能产生新的结构。”[30]④

也有人从法权、文化观点出发，得到同样结论：资本主义，“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播于世界”；“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那真是梦呓!”[31]①

我们将不对这些理论进行评论。我们只是探讨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历史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有无文化大革命)。我们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绝不含有“中国也有”争一口气的意思。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也明确地观察到，它的出现甚迟，比西欧差不多晚了两个世纪；它的发展极慢，到鸦片战争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要研究它为什么发展这样迟缓，因为这也是近代中国经济落的原因。中国的地主制经济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封建经济，经过长期的自发的调整，确实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它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十分坚固。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凝固的体系。它尽管推迟、但不能阻止新生产关系的出现。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微弱，毕竟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就要在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本主义工业不是直接过渡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不必预示要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衰亡，兔起鹘落，然后才在某个地方，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

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生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

本文开始时曾说过，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除非不可抗的原因，它是不会中途夭折的。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复杂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情况和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欧，意大利某些城市和荷兰某些城市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而出现萌芽较晚的英国首先实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不过，这和葡萄牙特别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崛起、囊括新大陆贸易，和英荷三次战争、英国成为海上霸主，都是分不开的。原来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都是在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变动，对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说，都是不可抗力量。

在我国，较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佛山冶铁业，嘉庆以后就见衰落，那是因为广东的铁矿日趋枯竭。规模颇大的云南铜矿业也是这样，至今不能恢复旧观。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由于只伐不植，老林砍尽，并由于生态破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一起衰落了。这都是不可抗力量。

我国的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商品入侵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至被摧毁，这当然也是一种不可抗力量，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同归于尽。但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当时受摧残最厉害的是农家棉纺织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手纺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为机制纱所代替。但手织并非如此，尤其是农家自用土布，生产一直超过鸦片战争前水平。其次是冶铁业，但受打击的是土钢，而土铁则直到二十年代还保持着鸦片战争前的产量。据我们考察，三十六个传统的手工行业(不包括艺术品行业)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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