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例如，他就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忽视甚至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会具有各自的特点。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因此这些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顺序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很明显，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至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洋人到来，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一类的推论，则更明显地只是一种情结。

眼下的问题是，为史学的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情结”。有人或许要问：你们说摆脱“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不是要否定过去几十年我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呢？我们的回答是：决无此意。我们已明确声明：我们所否定的，是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恰恰相反，我们对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持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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