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即使是这个颇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劳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尔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袭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认为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雇佣劳动也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目前当然也不可能已经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极“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端，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企业也必定是资本主义无疑。由此出发去追溯根源，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当然肯定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含义相差很大。虽然治学严谨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学者也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论著中，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成了商品经济、或雇佣劳动、或工场手工业的代称。由于各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事物，无怪乎各家观点千差万别，彼此冲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讨论当然也难以达到共识。不过，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近代工业化等不是同义语，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工场手工业）也不应划等号。由此出发，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是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情结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决定情结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认识方面的。仔细分析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都向许多在过去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也因而发生了动摇。

首先，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一口气”心态：中国人不比于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然而，尽管中国人确实绝对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能作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争气”心态是有问题的。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有孰优孰劣之分，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劣于西方人，正如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应因此而认为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状况。一个民族是否产生过资本主义（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一时领先），并不具有该民族是优还是劣的价值判断意义，也不能决定它将永远先进或落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判断。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别人，难免会导致对自己历史的不尊重。

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要经历它，当然就要有萌芽，否则就只能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是舶来品了。

近代中国的历史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是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使我们盲从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具有共同的规律，而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种规律。近代史学起源于欧洲，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过去欧洲史学家把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为奇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体现“世界精神”发展的“世界历史民族”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四个阶段，就是这种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作为最高阶段的所谓“日耳曼王国”阶段，正是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人类社会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领导人类进入这一阶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来承担。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部分，扬弃了黑格尔史观中的西方（特别是日耳曼）至上论的糟粕，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从而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