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注释

[1]两篇拙作均见本书。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3]®《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该文简化，我是从凯恩斯原文译出。
[4]¯ 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96－97页。
° 前引熊彼特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及注3。
[5] 我国计划经济原用苏联的物资平衡表，八十年代引进投稿产出法，曾用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后曾试用过索洛（Robert M·Solow）、乔根森（Dale W·Jor－genson）的增长模型和丹尼森（Edward F·Denison）的增长因素分析法。现正结合优选法，建立自己的增长模型。这种广集众长的方法论精神，愿为我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取法；故略作介绍。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7]® 拙文见本书。
[8]¯ 西斯蒙第（Jean C·l·S·d·Sismondi）：《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编。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出版，中译本高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第315－316页。
[10] Carlo M·Cipolla edited,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1972－1976年出版，中译《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1992年出版。
[11] 例见拙作《论二元经济》，载本书。
[12]­ Robert M·Solow,“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Economic History,vol.75,no.2.May 1985.
[13] 前引斯密书上卷，引语见第16、349、371页。
[14]­ 李斯特（Fredrich 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引语见第105页。
[15]® Bruno Hildbrand Natual－Geld－und Kreditwirtschaft，1864年出版。
[16] Karl Bu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年出版。
[17]­ Joseph Schumpeter，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1912年出版，通用1934年哈佛大学经济修订英文版。
[18]®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用英文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165、515页。
[19] 罗斯托（Walt W·Rostow）：《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原分5个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他1971年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所增加的。
[20]­ 希克斯（john R·Hicks）：《经济史理论》，1969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引语见第9、58页。
[21] 该学派称新制度学派（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因与五十年代兴起的以加尔布雷斯（john K·Galbrai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neu－instiutional economics）的中译名相同，我将它改译为产权制度学派。
[22]­ 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1981年出版。中译本《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本文引语见商务版第7、61、200、203页。
[23] 诺斯在本书中提出衡量费用、信息费用、依循费用，代理费用，怠工和投机费用等词，在他文中也将运输、利息、市场交易等费用计入。后来他在本书改写中将交易费用分成两类，即制定契约所需费用和执行契约所需费用。见他的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mance，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0，p.27.
[2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58页。这里是用广义的交换即Verkehr，《选集》译“交往”。
[25] 《资本论》第3卷第369、37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27]® 拙作见本书。
[28]¯ “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我认为五种经济形态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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