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刘易斯的公式是把边际生产为零的劳动者作为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并把边际生产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者也计人。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上图的边际生产曲线MP可代表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而平行线ｗ是劳动力的供给。但在二元经济中，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价格尤其农产品价格是偏离的（见后），加以前述MP和W都有弹性，故上述公式不能确立。即使确立，也难计量。事实上，对剩余劳动力的测算都是凭经验数据。其概念是，农村劳动力投入田地（种植业）的劳动者，超过当时技术水平所必需的劳动者的部分，即剩余劳动力。

    西方二元论者大都把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最成功的经验，并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工业化是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织工业人手，1930年后转人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时，已有资本积累的能力了。这种观察，远非全面。日本在“殖产兴业”（1870－1885）时期已建有一批基础工业，轻纺工业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有人分析，19世纪，日本实以农产品加工等“有明显传统特点”的工业占支配地位，20世纪后资本劳动“中间性“的纺织工业才占优势。又日本中小工业特别发达，19世纪末民营工厂中有60％在农村，有类我们现在的乡镇工业。以后，仍采取小工厂为大企业承包加工的政策。¬前面我已指出，迄三十年代，日本吸收多余劳动力的主力

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现再指出，就业量最大的不是工业，而是第三产业。据1920年的国势普查，全部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1511万人，基本上属传统产业；第二产业529万人，内66％属传统部门；第三产业677万人，内76％属传统部门。­1920－1930年，工业不景气，很少增加工人，而第三产业增加了209万人。总之，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是农、轻、重和大、中、小合理配合，发展第三产业，现代化产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协作的结果。

日本的农业就业，尚有两事值得注意。其一，1872－1940年，日本全部就业人口以6.18％速率增长，农业就业人口以1.72％速率下降，但非总是如此。在19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推行“明治农法”（主要是整理土地灌溉和推广集约化耕作），农业劳动力是增长的。在1895－1905年间，由于迅速扩大桑蚕业，19251933年间，由于恢复和扩大复种，农业劳动力也是增加的，以至出现“再流人”现象。其二是，日本农业始终保持较高的劳动投人（也保持较高单产），乃至逐步机械化以后还是这样。石川滋提供的资料如表一，因而他认为现代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的劳动投人偏低，就业问题“在近期内不可能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得到解决，而只能主要在农村内部寻找其解决办法”。®

® 前引石川滋1990年著作第91、93页。

四、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

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实际是二元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其流动模式，决定二元经济发展的道路。西方二元论者，既忽视传统农业及其剩余的作用，因而甚少这方面的论述。1979年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中设“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影响”一节，但只论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作用，后者则完全是被动的。­拉尼斯并认为传统农业的剩余仅提供转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工资基金。®他们又大都认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出，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必导致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向不利于工业方向转化。研究中国二元经济的学者，又有一种旧中国现代化部门的产销都限于城市、与传统农业是隔绝的看法，自然也就没有两者间的资源流通了。¯

这些论点和看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大多数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几乎所有国家在开始工业化的阶段，都要从传统农业中汲取大量的农业剩余，作为发展现代化工业的资本，或称之为“原始积累”；而其最重要的形式，则是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通过不利于农业的贸易条件，或称价格“剪刀差”，剥削农民。°

检查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通常用农业净流出即E－M来表示，E是农业部门的流出总额，M是非农业部门（主要是政府和工业部门）向农业部门的流入总额。在具体测算时，又党将其分为三项，即

E－M＝T＋K＋V

其中T是农业税。K是资金净流出，即流出农业的地租和农民储蓄减去金融界对农业的信贷和政府对农业的补贴。V是贸易净流出，即农产品流出价值减去非农产品（工业品）流入价值。当测算一个时期的农业净流出时，须以农产品价格指数Pa和工业品价格指数Pm对有关项目进行修正，所得称为有形的农业净流出。

有形的农业净流出：

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常与工业品的价格变化不一致，出现贸易条件Pm/Pa的变化，由此引起的农业净流出在统计上是看不见的，称为隐形的农业净流出。

隐形的农业净流出：

两者之各，即实际发生的农业资源的净流出。显然，如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完全一致（均衡价格），即Pm=Pn.则隐形的净流出为零。

新中国有完整的历年统计，农业净流出可按上述公式测算出来。但测算的结果产生奇怪的现象，即农业净流出年年都是负数，也就是说农业部门没有净流出，而是净流入，并由每年流入几十亿元递增至数百亿元。农民对国家建设毫无贡献，只是受益者。这显然是虚妄的；果如此，农村早就富裕了。其故在于价格扭曲。农产品价格是以统购统销价为基础，工业品价格是国家计划价格。无论从劳动价值学说看，或从价格决定于边际生产成本说，两者都是人为的主观价格，与市场均衡无关。由于统购统销价过低，农民贫困，政府不得不几次调高，以致超过工业品价格指数5倍，这就使贸易条件出现“有利”于农业的巨幅“逆剪刀差”，以致计算的隐形农业净流出变成巨额的净流入。近两年，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有价值探讨，试图以其他变量系列（主要是用工人和农民人均净产值或单位产值劳动量的比率的变化）来代替官定的价格指数。结果一反旧观，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剩余流向非农业部门，平均每年从百亿元到二三百亿元（各家论证不一），农民对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中国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不能按上述公式测算农业部门的资源净流出。不过，农业税（包括附加）和地租是近代中国农民的两大负担，两者都是可以计量的，已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最成为问题的，也是数量最大的，仍然是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由于贸易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农业隐形流出。

旧中国市场基本上是自由市场，但并不是说它就会产生均衡价格。首先，这个市场是不发达的，尤其是要素市场，几乎不存在竞争力量。其次，运输条件不足和交易费用过高也阻碍了商品市场的竞争。而更重要的是在价格结构上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远非自由和合理。例如，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是决定于通商口岸的批发市场，而在那里，又常是决定于国外批发市场，与国内农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完全脱节。这方面，我已有专文论述。­我并根据比较简单的唐启宇－何廉指数和上海物价指数对近百年来的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作了初步分析。大约在19世纪七十年代物价下跌中，农产品稍获其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物价曲折上升中，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大体相符。进入20世纪，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了，只是在1905－1912年和1923－1925年短暂时间有所回转。三十年代物价下跌期间，农产品交换蒙受巨大损失；抗日战争后，无论在沦陷区或大后方，贸易条件都大不利于农产品。陈其广利用12种物价指数，辅以多种其他指数，对1859－1949年的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作了逐年的利益编向和偏向程度的分析，结果是：除了1890－1892、1920－1929、1934－1937年三个小阶段比价变动有利于农产品外，其余年份都是不利、很不利以至极不利于农产品的。®

旧中国的贸易条件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化。但由于没有收集到较完整的工农业产品交易量的资料，我还不能对旧中国农业的净流出作出长期性估计。现我想以另一事作为本文的结束，即最近15年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它不仅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杰出形式（到1993年已吸纳1.12亿人），也是农业与非农业间资源流动的最佳形式。乡镇企业以工业为主，它是农民以农业剩余投资设立的，而企业利润至少有20％又流回农业，用于支农、补农、养农，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值中有60％是来自乡镇企业。费孝通指出，中国原有农业与手工业相辅的小农经济，而乡镇企业，“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业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乡镇企业已日益现代化，与国有大中企业接轨，其工业产值已与国有大中工业相诗，两者也是相辅关系为主。厉以宁提出，社会主义大公司财团与乡镇企业、合作企业并行发展，将是“中国的二元经济模式”。­现代化企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农业与工业相辅发展，正是我所论二元经济发展的道路。乡镇企业是最佳形式之一，当然还会有其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