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苏州地区的单季晚稻亩产量的最高纪录，是1966年的878斤。宋代亩产米1石，约合今日亩产稻谷180斤（见闵氏《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如果亩产6石与7石，那么相当于今日亩产1080斤和1260斤，分别为1966年苏州亩产量的1.23倍和1.44倍。因此依照漆氏的估数，南宋后期江南水稻亩产量比1980年以前苏州单季晚稻的最高亩产量高出23%-44%，相当于（甚至超过）上海有史以来的最高亩产量。）。即使按照比漆氏估数低的顾氏估数，北宋苏州的亩产量也不仅大大超过明清江南的平均亩产量（注：闵宗殿估计江南太湖地区亩产量，明代为2.2-2.3石，清代为2石（见闵氏《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而我从供求关系出发对明清江南粮食产量所作的宏观分析的结果，是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约为1.7石，清代中期升至2.3石（见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即使扣除了度量衡与亩积变化的因素，顾氏对宋代的估数也大大高于明清的亩产量。），而且超过了1955年和1975年苏州的平均亩产量（注：苏州地区的单季晚稻亩产量，1955年为485斤，1975年为689斤（见闵氏《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因此，如果宋代亩产米4石，就相当于今日亩产谷720斤，比1955年和1975年的平均亩产量高出48%和4%。）。

由上述估数来计算宋代江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结果也高得令人惊诧。例如，南宋江南农户户均种田面积若以漆氏所言的30-50亩计（注：漆侠在分析南宋苏州与华亭学田租佃情况时指出：一个农户，一般可种田30-50亩。见漆氏《宋代经济史》，第218-219页。在该书第74页，漆氏又说宋代两浙路大部分农民的耕地数在19.5-25亩以下，而在第331、1204页中所引用的一些个案例子，则又表明江南一些农户种田之数多达60、80亩。因为其前说（30-50亩）所根据史料比较具体而且明确，姑采之。我本人的估计则是每户种田约40亩，而其他学者如柳田节子、草野靖、梁庚尧等的估计或提供的各地户均耕地数，也在30-50亩之间。见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亩产量以五六石与六七石之中数6石计，那么一个农户一年可生产180-300石米。其时江南人均粮食消费量，大约是每人每日1升米，一个5口之家一年食米共18石（注：参阅斯波义信《宋代の消费•生产水准试探》。）。换言之，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就可以养活10-16.7个同样规模的家庭（包括该农户在内）。换言之，只要有大约6%-10%的家庭从事农业，就足以养活整个社会。这样的比例，相当于1994-1995年新西兰农业就业人数在社会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9.6%)，高于我国台湾省(10.5%)、韩国(12.5%)和俄罗斯(14.9%)，更远远超过我国大陆(52.7%)（注：有关统计数采自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60页。）。由此可以推论宋代太湖平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20世纪末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才达到的水平。此外，按照这些估数计算出来的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也非常可观。例如根据漆氏的估数计算，在两宋时期中，江南亩产量增加了116%或120%，南宋时期内增加了86%，而在唐宋时期则增加了1-2倍。正是由于宋代亩产量的大幅提高，所以漆氏认为南宋太湖平原的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75页；及同氏《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此相对照，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18世纪（前半期是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形成时期，后半期则已发生农业革命），虽然有一系列重大的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但在此一百年中，该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粮食亩产量仅增加了10%略多，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提高了25%（注：Philips Dean &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4年版，第69、75页。），提高幅度都小于上述漆氏所说的江南亩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技术的重大进步和由亩产量剧增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二者所组成的总体图像，当然是指江南农业在宋代有了突飞猛进，自非"农业革命"莫属。然而，这个为学界广泛接受的总体图像，近来却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批评。用大泽正昭的话来说，所谓"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并非事实，而只是一个"虚像"。

大泽正昭在关于宋代江南农业生产力的专项研究中，对过去学界所说的宋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四个主要方面逐个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1)宋代江南围田（或圩田）的大量兴建，只是湿地开发的初始阶段，所开土地在"干田化"之前，生产能力颇低，而且产量颇不稳定。而江南的"干田化"运动要到了明代才开始；(2)占城稻的种植在宋代江南并未得到普及；(3)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采取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达到；(4)以《陈旉农书》（以及楼璹《耕织图诗》）为代表的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并不是当时普遍运用于本文中所说的江南地区的农业技术；即使到了南宋，江南农业中所使用的技术，从总体水平而言，也并未超过唐代后期陆龟蒙所描述的那种技术水平（注：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93年版，第40-44页；同氏《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239-249页。关于"干田化"的问题，见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收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第2辑，中央研究院1989年印行。）。足立启二、北田英人、游修龄的研究也从不同的方面证实情况确实如此（注：见足立启二《宋代两浙における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刊于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7号（1985年）；北田英人：《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洲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に关する发展研究》（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刊于《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此外，我本人对唐代至清代中期农业的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也表明：在这一千多年中，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是渐进性的，而且是朝着同一方向的。在此基础之上的农业发展，当然也不会出现戏剧性的突变（即"革命"）和尔后长期性的停滞，因此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来说，"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之说都是难以成立的（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一》，刊于《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刊于《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刊于《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四》，刊于《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近来对宋代江南亩产量的研究，也证明了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决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么高。例如斯波义信对南宋《常熟县学田籍碑记》中114例学田地租数字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嘉熙以前该县一般亩产量大约在0.65石上下（亩产量以地租量之倍计，下同）（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3-144页。）。方健对该碑文中的数字进行复核，指出实属该县的学田地租数字应为153例，所涉及的学田共1784.94亩，平均亩产量为0.88石；而据袁甫《教育言氏子孙记》中的田租数字计算，同时期该县上等学田（450亩）的平均亩产量也仅为1.68石（注：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经济史学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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