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商业、手工业、运输业乃至金融业等都有相当大的发展，但农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伊懋可和斯波义信在对宋代各经济领域的"革命"的归纳中都将"农业革命"置于首位，这是很正确的。其次，在宋代各主要经济区中，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或是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有的分量来说，本文所说的"江南"居于首位（注："江南"本是一个界限不甚明确而且不断变化的地理概念，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对其作了界定（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在本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将所论的"江南"地区限定于地理学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源），范围大体包括宋代浙西路辖下的苏州（平江府）、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这已是史坛共识，毋庸赘言。伊氏和斯波氏也都明确地指出：他们所归纳的各经济领域的"革命"，并非出现在宋代中国的每一个地方，而是主要发生于中国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虽然其他地区（特别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等地）在宋代经济发展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宋代经济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仍然是江南。如果没有福建、江西、江东、浙东、四川诸地区中任何一个，都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宋代经济革命"之说；相反，如果没有江南，"宋代经济革命"之说定然要破产。

由于农业和江南二者是"宋代经济革命"说赖以建构的主要基石，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确有一个"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这个"革命"应当以在宋代江南农业中表现最为明显，因而对宋代江南农业的探讨也就成为研究"宋代经济革命"的核心。如果这个探讨的结论是宋代江南农业没有出现一个"革命"，那么"宋代经济革命"之说也就难以成立了。 二、"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个"虚像"

如前所述，所谓经济革命，通常是指经济成长方式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的转变。而这两种成长方式的主要差别，又在于技术有无重大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是否大幅提高。因此经济革命也就以技术的重大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为主要特征。在本文中，我们也将以此作为判别是否有"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两个主要标准。其中，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们将采用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农民人均耕地与生产技术未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亩产量的增加来达到的。而我们知道，与唐代相比，宋代江南人口虽有大幅度增长，但耕地增加也很快，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即使不比唐代更高的话，也不会少于唐代（注：例如，按照中唐时期的官方数字计算，元和时期浙西路户均耕地为18.5亩，而南宋时期江南农户的户均耕地则在40亩左右。当然唐代的数字明显偏低（因为这只是政府征税田地的数字），但无论如何，南宋江南农民户均耕地面积不少于唐代，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唐代与南宋的情况分别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刊于《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此外梁庚尧也指出：即使是以江南最重要的州府--苏州为代表，自北宋中期至南宋末期，人口增加与耕地增加的趋势，正相呼应（见梁庚尧《宋元时代苏州的农业发展》，收于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主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年印行）。）。倘若宋代江南亩产量有大幅度的提高，当然也就表明劳动生产率有明显提高。

持"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的学者，大都十分重视技术进步。晚近大泽正昭将以往学界公认的宋代江南农业的进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水利田（圩田、围田等）的大规模开发；(2)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3)生产出大量的税粮和人口增加；(4)出现了以《陈旉农书》（以及楼璹《耕织图诗》）为代表的高水平的农业技术（注：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版，第236-249页。）。这个总结，与伊懋可和斯波义信所总结出来的情况大体相同（注：参阅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18页；斯波义信：《北宋の社会经济》，第175页。伊氏所提供的关于宋代农业进步的证据，主要集中在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而斯波氏则认为有关进步主要发生于长江中下游、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中心是长江三角洲和福建。也就是说，以江南为中心。），可以说代表了以往学界在此方面的主要看法。由此可见，以往所说的"宋代农业革命"，从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包括耕作技术的改进、新作物品种（特别是占城稻）的引进、一年二作制的普及、水利技术的提高以及农具改良与肥料广泛使用。由于这些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江南，所以引起了"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在亩产量的研究方面，学坛上的普遍看法是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比过去有明显提高，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比较"保守"的估计而言，余也非估计唐代江南亩产1.5石，宋代亩产2石（均为米，下同）（注：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刊于《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吴慧的估计是唐代1石，宋代2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60页。）。斯波义信较早的估计是北宋初1石，南宋后期2石；较后的估计则是北宋1.5-2石，南宋2-3石（注：斯波氏前一估计见《宋代の消费、生产水准试探》，刊于《中国史学》第1号（1991年），并可参阅同氏《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第90-91、137-141页；后一估计见同氏《北宋の社会经济》与《南宋と金国の社会と经济》（后者也收于松丸道雄等合编《中国史》卷三），第175、353页。斯波氏估计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为2石，但他也发觉这个估计与常熟、绍兴（该地官圩田亩产量也仅为0.74石）的亩产量相差太多，所以他又说这大概是因为量制变化的结果。）。闵宗殿的估计属于比较"中间"者：两宋均为2.5石（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刊于《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激进"的估计则更高，如顾吉辰估计北宋苏州一带水稻亩产4石，"接近于今天的水平"，江南其他地区则在2石上下（注：顾吉辰：《宋代粮食亩产量小考》，刊于《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而漆侠在其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江浙地区的亩产量，宋仁宗时为二三石，南宋初年为三四石，南宋晚期为五六石；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中，估计两浙路太湖地区的水稻亩产量，北宋时为3石，南宋时为五六石或六七石；而在1987年出版的专著中，则认为江浙地区亩产量，南宋初期为三四石，南宋中后期为五六石，而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达六七石：如与前代和后代相比，则宋代江南亩产量为唐代的2-3倍，与明清相差无几，"虽然不能说它已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但至少可以说是接近这个水平了"（注：漆侠：《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刊于《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转引自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以及漆氏《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宋代经济史》第2、26、138、178页。）。事实上，漆氏最末的一句话显然是太过保留了，因为他关于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数，已超过或达到今天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苏州、上海等江南高产地区丰收年份的水稻最高亩产量（注：据1998年11月1日《文汇报》报道，上海"七五"、"八五"期间的平均亩产量分别411.8公斤和547.7公斤。1998年达50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又，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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