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推动，而第三种方式则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就中国历史上的情况而言，第一种方式是帝国早期的主要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出现于帝国中期，但到帝国晚期才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至于第三种方式，则是到19世纪后期才在中国少数地区开始出现（注：Albert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1,No.4(1992)，并参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据此，如果在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有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话，只会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

3.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实质应该是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growth)，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development)的转变。因此，"质的改进"也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而所谓"质的改进"，主要表现为建立在重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注：参阅Albert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3,pp.306-316;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1-13。）。因而不论是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还是由"斯密型成长"向"库兹涅茨型成长"转变，"经济革命"都以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为主要特征（注：费维凯说的在"斯密型成长"中技术变化不大，指的是这种成长方式确定下来以后不再有重大的技术变革。但他并未认为在从"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时没有重大技术变革。）。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未强调制度变革（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变化）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不足（注：道格拉斯•诺斯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详参Dougla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1981,pp.158-159。因此从工业革命的情况来看，制度变革与技术变革可谓经济革命的双翼，缺一不可。）。然而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来说，技术变革比制度变革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注：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变化和以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前者显然居于更加主动的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工业革命"时，也把建立在重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作为判断经济革命的主要标准。例如斯努克斯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构成了由持续的技术变革所驱动的近代经济成长时期和以前时期之间的分界线。在以前的时期，经济成长主要依靠人的经验，在真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通常没有迅速的和持续的增加。参阅Graeme Donald Snooks ed.,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Routledge(London & New York),1994,p.1。）。因此《检讨》在讨论有关"经济革命"的问题时，采用的就是这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经济革命"的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有关转变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之内。斯努克斯(Graeme Donald Snooks)在对工业革命进行分析时，指出"革命"的要义是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的"完全的变化"；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经济革命，主要是因为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发生在一个大约70年的时期之内（注：Snooks主编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pp.5-6。）。布罗代尔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既是一系列急剧的事件，也是一个显然十分缓慢的过程"，是"一支乐曲在两个音域的同时演奏"。简言之，"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但是他也强调"革命的爆发"是"长时段的潜在冲突如火山喷发一般短促而剧烈的表现"，并且引用朗德的话说："工业革命是总量达到了临界状态，从而导致革命性的爆炸"，而这个"相当具有爆炸性的年代"，大致上可从1760年算起（注：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第622、357、368-369、417页。）。

此外，我还要指出：在研究"经济革命"时，除了时间的特点外，还应当考虑空间的特点，即有关转变应当发生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域之内。布罗代尔说：在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史中，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与英国相比，法国的疆域过大，使得法国各省之间交往困难，从而使得全国性的市场运转不易（注：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第622、357、368-369、417页。）。这种情况，当然也使得各种变革局限于不同地区，难以形成一种导致全面变化的"合力"。
中国历史上倘若有"经济革命"的话，也应当具有以上特点。伊懋可强调：虽然有许多界定"经济革命"的方法，但这个界定应当包括在一个或多个质的方面出现的一个相对显著的转变，尽管这个"革命"如大多数经济革命一样有着漫长的前史、并像后来欧洲的工业革命一样也有长期的后续发展过程（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同时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中国有这样的"经济革命"的话，它也只可能发生在非常有限的地区，而非全中国或者中国的大部分。过去那种"宋代经济革命"说，至少在时空方面是无法成立的。

4.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的过程中，江南走在最前面。国内大多数明清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我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同意"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江南经济在明代后期（大体上是嘉靖中期到崇祯初期）出现了一系列由商业化推动的重要的变化（注：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些变化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黄宗智则将这种发展称为是一种由商业化所驱动的经济发展，见黄氏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商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正是"斯密型成长"（注：依照"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的出现与发展，也体现了分工与专业化正在逐渐成为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动力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斯密型成长"。）。"斯密型成长"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包括生产过程的分工与专业化，以及生产的地域分工与专业化），而这种分工与专业化一直要到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在江南才变得比较明显。换言之，只有到了此时，"斯密型成长"才成为江南经济成长的主要方式。因此，如果说江南有一个"经济革命"的话，那么应当是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大约一个世纪内。

与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相比，宋代江南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显然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因此在经济成长方式方面，宋代江南尚不可能出现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的转变。同时，以往"宋代江南经济革命"所列举的那些经济进步，发生在两宋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如果如通常的做法那样还要连带上吴越国时代和元代的话，则更是长达四个半世纪）。以往的研究也无法证明宋代江南的经济成长速度比唐代中后期或者明代后期及清代前期更快。由此而言，宋代江南是不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宋代江南的经济发展成就呢？我认为可以用布罗代尔的"两音域"比喻，把从唐代到明代后期大约一千年中的经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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