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而非以历史资料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出发点是错误的。索洛(Robert Solow)曾经批评某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说：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注：Robert Solow,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Economic History,Vol.75,No.2,1985.）。

事实上，由于经济学本身总是不断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注：富斯菲尔德(Daniel Fusfield)把经济学的发展总结为"一个变化着的世界把各种变化着的问题带给了一个变化的学科"。见Daniel Fusfield,The Age of the Economist（第4版），Scott,Foresman and Company,1982,p.2。），因此只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检验各种经济学理论。熊彼特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及注3。）。吴承明也指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后的方法"（注：前引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

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吴承明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注：前引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史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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