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话总结说，经济史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学科，至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模式，都可以参考借用。例如，经济学家的研究模式（由抽象到具体，先假说后论证）、社会学家的研究模式（从具体入手．注重统计）以及别的研究模式（如把以社会横断面比较为基础的复数指标进行组合，根据对各种指标的比重及组合方式的适当处理进行归纳，等等），都可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第31页。）。

此外，经济史研究也会从向自然科学借用方法和研究成果中受益。近年来国际学坛的"史学科学化"的趋势，除了表现为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外，还表现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史学的渗透，特别是"计量史学"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渗透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许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经济史学研究来说也非常有帮助。例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农作物的生长是一个物质变化和能量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均不会凭空产生和凭空消失。换言之，农作物的生长，取决于光、热、水、气（二氧化碳）以及各种物质养分的供给及其相互配合状况。因此单位耕地产品的数量，也取决于作物从自然中所能摄取到的物质和能量。下面就以气候和肥料为例，看看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亩产量研究的帮助。

张家诚关于我国大陆年平均气温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的宏观理论假设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此外，年平均温度相差1℃，农作物遭受冷害的频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动，从而明显影响作物的收成（注：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熟级（即早熟品种一中熟品种一晚熟品种）可相应变化一级，而每相差一个熟级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见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宋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气候变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比唐代或今天都低1℃-2℃（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2年第1期。）。江南农民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反应（其中之一是改种较耐寒的粳稻）。在此情况下，不仅推广从南方温暖地区引入的籼稻--占城稻--十分困难，而且亩产量要有大幅提高也颇不现实，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宋代江南农民为对抗气温下降而采用了有效的措施（例如培育出了抗寒高产的水稻品种、施用了更多和更好的肥料等）。

农作物产量也取决于土壤中各种养分的消耗与补充状况。依照刘楚超和瓦尔克(Kenneth Walker)对1960年代中国农业中肥料边际产量的粗略计算，在大量施肥情况下，每公斤氮肥（硫酸铵）的边际产量大约是3公斤粮食。按照1957年的全国统计数字，每头猪每年所产粪肥中的养分大约可折为40公斤硫酸铵（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73.）。换言之，每头猪所产的粪肥，大约可增产粮食120公斤。宋代1石约当0.66市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而大米的比重大约为每市石80公斤（注：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农业数据手册》，1980年版。）。据此，如果亩产米6宋石（相当于4市石），就需要相当于107公斤硫酸铵的肥料。如果这些肥料都依靠养猪来解决，那么每亩田就需要2.7头猪。南宋江南一个农民的家庭农场种田40亩左右（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此数字主要是根据漆侠的估计得出的。），如果都依靠养猪获得肥料，那么这个家庭就要养猪100头以上（注：当然农民还有其他的肥料来源，但是从宋代江南的史料来看，除了人粪尿外，并未见有其他肥料广泛使用。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并参阅同氏《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从清代中期江南的情况来看，虽然此时的水稻亩产量（2.3清石／清亩）仅相当于南宋制的3.7石（注：明清的1石／亩，大致相当于南宋的1.6石／亩。南宋末期江南人口总数约为800万，而清代中期则为3600万，因此人粪尿的供给总量也相应增加了3.5倍。参阅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以及《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而人粪尿供给则比南宋增加了3.5倍，但是本地肥源已经告罄，肥料严重供不应求，因此不得不大量从外地输入豆饼（注：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明清江南肥料的输入与供求平衡》（将刊）。）。在此情况下，如果认为南宋江南水稻亩产达到五六石乃至六七石，那么就必须从肥料的角度方面来解释这些产量是如何获得的。因此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对宋代江南亩产量的研究较少受随意性的支配，作出比较客观的估计。


　　（四）"史无定法"

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而任何一种方法都具有局限性。因此无论哪一种方法所提供的视角，都不能使我们认识该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为了使我们对过去经济实践的认识尽可能地全面，当然就要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研究之，亦即应当尽可能地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只有把史学内外的各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的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样做，就涉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此方面，最大的分歧在于经济史研究到底是应当以经济学方法为主，还是以历史学方法为主？

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5、114页。）。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学可以使用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吴承明指出我国经济史学家在方法论上比较保守（注：前引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部分学者拒绝使用经济学方法。而根本原因即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在于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7、330-332页。）。

然而我们同时也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惟一的方法。希克斯说他尽管不要求经济史包含全部历史，但也反对缩小经济学的范围来对经济史作狭义的理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1.）。吴承明更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他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注：前引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学所提供的只是认识历史事实的工具，而不能代替历史事实本身。因此以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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