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资源配置失调，而且必然形成集权主义统治，限制个人自由，使个人受到“奴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也是私有制的积极鼓吹者。他认为，私有产权容许各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与选择，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的最主要的因素。他极力颂扬科斯定理，认为科斯定理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醒我们分析经济制度一定要考虑交易费用。而他们20多年的研究所得到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缘故设法将交易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他断言，这是从科斯定理中推论出来的对国有制的最大贡献。他还在中国极力鼓吹私有化，建议把所有国有企业民营化，除中央银行外，将所有国有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他甚至主张用贿赂政府高官等极端手段来推行私有化。
 
    2、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思想。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是自由放任思想的极力鼓吹者。正是他首次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根据理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个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最终将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在他看来，政府的职能应该只限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兴办公共过程，即充当一个“守业人”的角色。从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继承了斯密的这种思想。事实上，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放任思想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自由放任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也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们认为，国家干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反而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他们还把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慢，资本积累的降低，经济危机的加剧，失业的增加，通货膨胀的严重等，统统归咎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例如，现代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坚决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政府干预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供给学派把社会福利和政府的规章看作阻碍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精简各项规章制度。公共选择学派则提出政府失灵论，主张放弃凯恩斯主义，取消国家干预，恢复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国家干预更为彻底，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都是有害无益的。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听其自然，无为而治。不过，新自由主义者也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要想完全恢复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在实际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主张严格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并改变国家干预的形式。
 
    3、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反对工会组织。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的现象。经济危机不仅使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损失，而且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生活处境困难。但新自由主义不去揭示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是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或理论，以掩盖危机和失业存在的事实。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就是如此。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由劳动市场自动调节时所出现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根据这个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如果有失业的话，那也是“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这样，失业的责任就在于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或者缺乏相应的劳动技能。只要对劳动市场的加以改进，如排除劳动市场的垄断，减少甚至取消社会福利制度，使劳动市场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提供关于职业空缺的信息，那么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特别是有就业技能的人，迟早都能够得到就业的机会。
 
    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接受了弗里德曼的上述理论。例如，如供给学派同样把高失业的原因说成失业工人不愿意为低工资而就业，而宁愿靠社会救济过活。因此，应该大大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迫使工人同意在低工资水平就业。这样，资本家因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扩大投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减少失业。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工会和垄断企业一样，也是一种垄断组织，也应该加以反对。弗莱堡学派甚至把工会看作“非常危险的”垄断联合，看作“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而把垄断企业看作最没有害处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没有可能完全消除垄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保留它们之中最没有害处的部分，即垄断企业，消灭它们之中“非常危险的”部分，即工会组织。
 
    4、坚持健全财政原则，反对通货膨胀。
 
    新自由主义者所谓健全财政原则，就是开支力求节约，税收力求其小，量入为出，实现收支平衡。不过，他们所说的开支力求节省，主要是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所说的税收力求其小，主要目的是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例如，供给学派就坚决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以提高工人享受闲暇的代价，迫使工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就业；主张降低税率，以刺激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增加。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同意供给学派的这种看法。
 
    新自由主义者还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在他们看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各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正是在批评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显示出其理论和政策的“优越性”，并逐渐兴盛起来的。不过，新自由主义者在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医治方法方面，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由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引起的，而每单位产量所配合的货币量增加得越快，通货膨胀的发展也就越快。反之，如果货币数量的增长不快于产量的增长，那就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他提出的克服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降低货币增长率。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货币数量的增长同产量的增长保持一致。艾哈德同样重视货币的作用，主张保持币值的稳定。他认为，德国政府应该而且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以达到理想的“三位一体”的目标，即生产率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低下而稳定的物价水平。他提出的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是：保护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生产，把蛋糕做大；限制消费量，包括限制政府的开支，特别是要限制工人工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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