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这里，列宁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过程，谈到了社会分工、国内市场的形式、工场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等诸方面的变化。列宁的论述对我国学者认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就非常关注商业的发展。考察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强调存在着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有些学者还对资本主义萌芽做了概念上的界定。他们认为，要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它“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它“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6] 

与中国学者不同，美国学者研究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他们一般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实际上是研究这类问题）时基本上不考虑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也成为他们所信奉的一种“规范信念”。他们的研究的侧重点在于人口增长的作用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的进步。美国学者也很少考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他们的这种研究特点被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深的学者称之为“新马尔萨斯学术”。在很多有影响的美国中国学家眼中，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都可以用这个特点来加以解释。《剑桥晚清史》的主要作者之一、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在探讨晚清帝国（他们不使用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的经济发展趋向时着重分析了这个时期的农村经济的变化，把农业人口的增长作为当时农村经济变化的首要条件。他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使人均土地面积缩小，在华北地区最为严重；随之而来，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作为农民手工业的纺织业出现了绝对和相对的衰落。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泰斗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 )甚至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需要联系人口问题去认识，人口问题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之一。在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时，历史学家对它的全部意义至今仍然没有估计出来。[7] 美国学者也十分关心人口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只注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而不重视人口问题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例如我国著名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在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专门论证了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他特别指出，“明清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人口问题，一方面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其实，人口问题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比例失调直接破坏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很多美国学者认为，最富有的农户往往是生产与消费比例最有利的家庭）。当然，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并非全部是消极影响，也有某些积极作用。费正清就认为，“人口的增长决不只是一种灾难。它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巨大增长，因而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土特产品的需求。其结果便是，由于商业的发展的刺激，进一步建立了银行业和信贷业，运用了行会和商会这种新型的组织，以及采用了如汇兑银票这类新的业务。简言之，人口和贸易在近代早期的增长，在中国像在同时期的欧洲某些地区一样，促进了商业化。”[8] 

黄宗智教授的认识触点也放在人口问题上面，他同样强调人口压力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与大多数美国学者不同的是，在他的研究视野当中不排斥马克思主义。黄教授既指出了我国学者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只重生产关系忽视研究生产力和人口问题的积弊，也批评了美国学者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片面认识。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曾经呼吁对美国以往的经济史研究进行反思，开展对生产关系在经济上所起作用的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史必须结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研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人口对生产方式所起的作用。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综合性的经济史研究”[9] 。80年代中期，黄宗智教授在他的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对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评述。在这里，他提出，我们探讨中国农村的演变形式，“必须兼顾考虑人口的生产关系，综合形式主义（以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为代表，特别强调明清时期人口的压力，主张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主要动力）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说明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变化型式”。在探讨中国社会经济落后的问题时，他又主张将马克·埃尔温（Mark Elvin的人口分析和“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10] 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分析综合起来。研究“人口与生产关系如何相互影响该经济体系中剩余的使用”等问题。黄宗智教授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说明他试图克服中美两国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挣脱已有的“规范信念”的束缚。但是，这里也还存在问题有待解决。采用简单地把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相综合的办法未必能彻底根除研究中存在的弊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口与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当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二

我们高度评价黄宗智教授在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实践上的创新并不等于我们完全同意黄教授的观点，也不是说他研究完美无缺。

我们认为，黄宗智教授的研究同样带有一种西方学者的偏见，即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中国经济本身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在这一点上，他倾向于实体主义经济学，他的研究大量采用日本实体主义经济学派的资料。并且提出，“在现存的西方形式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之中，我们首先需要把实体主义形象中商品化程度较低而比较内向的村庄，重新纳入我们注意的课题之中。”[11] 尽管在他的研究中承认我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有值得赞许之处，[12] 但从其研究基调上来看，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我们说，黄宗智教授运用“过密化”理论，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商品化，深入分析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的特点，对于深化中国社会经济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绝不能在寻找新的认识路径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过程，完全忽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着黄宗智教授所排列的“封建主义研究模式”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模式”的根本对立。如前所述，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是能够取得共识的，所不同的是，对这种萌芽存在的时间、范围和程度有着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较大的争论。强调封建主义影响的学者更看重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发育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阻力，主张资本主义萌芽有较大发展的研究者也并未完全低估封建主义影响的长期性。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展开论述这个问题，但有必要说明一条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变化、肯定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前提下，必须重视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把这种萌芽看作是一种变化的生产力；正确分析这种萌芽发育中遇到的阻力和矛盾，以及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又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过程。

黄宗智教授的研究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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