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赴汉口，听各水贩买运分销外，其余纲岸内之安庆、池州、太平、饶州等处，食岸之宁国和含上江八县，及江甘高宝泰等处，俱各有一定额数，每岸各有专商认运，自应各照应行额数分销。
 
　　这三个省如一般人所知是两淮盐的主要市场，共有173 个县是在两淮盐官辖区下，消费两淮盐区总共1，685，429引中的1，074，400引。因为几乎三分之二的盐引额是只贩卖到这些省份的主要口岸，几乎 279个县份中有三分之二的数量是只有零售商，而没有专卖的运商，所以运商的总数量即使依照江苏布政使的估计应该不致太多。
 
　　在当代记载有关两淮地区盐务的作者中，只有汪喜孙（1786-1847），这个出身于对扬州了解具有无人可及之知识的家庭，对运商的数量作了一系列详细地陈述。把他有关的不同资料作一检视与组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在盐业的繁盛时期，淮南约有140到150个"小"商人（散商）。（注：这个摘要是根据在汪氏所著的《从政录》（在《江都汪氏丛书》1925年编，卷二）中的三篇文章，分别是〈姚司马德政图序〉、〈盐法利弊论〉与〈户部时事策十三条〉。）汪喜孙是汪中（1745-1794）之子，汪中是传统学者中少数对数字与单位具有高度明敏感的学者。（注：参见Yang前引文，p218。在此应指出的是汪中死时汪喜孙只是个小孩，但是汪喜孙日后编辑其父的著作，可能受到其父对数字与单位的好奇心之影响。）这个事实若与地方性的一手资料合并考虑，将使汪喜孙的说法较其它学者之说法更为可信。但是让他更能被人接受的是他的数字，如果适当的解释就可以与其他人所说的虚数相调和。在中国人的语言中"数"这个字也可能意味的是从2到8或9。 因此前面说散商有"数"百人要解释的话可能只是二百人，当了解到食盐内部分配运作的体系，并且把淮北相对较少数商人的可能数字加上去汪喜孙的数字，我们得到小商人总数约是二百人。因之两淮运商的总数，包括总商与散商，应不致离230人太远。
 
　　与食盐运销的组织相关联，又是现代学者尚未澄清的一面，在此应作简略解释的，也就是除了专岸是保留给特定的商人外，湖北、湖南与江西等三省可说是"自由贸易"区，开放给所有运商。因为这三省消费了约三分之二的两淮盐，散商与总商都要求加入营运。而且因为该三省之府与县卖盐容易销售，该地食盐配额必需和从它地运来的便宜私盐相竞争，所以两淮盐官规定任何商人运盐到此三省都要运十分之三到江西、十分之七到湖北与湖南。这个比例也许一直都未改变，就像是中古时代开放田地的轮耕制（mixed strip system）一样（译注：欧洲中古时期的农业耕作方式有所谓的"三田制"，即把田为分三份：一是休耕田；一是秋田，主要种植大、小裸麦；一是春田，主要是种植燕麦与各色豆类。此法能使地力与犁土的劳苦在一年内分配得更平均。），两淮盐分配的基本概念就是要公平。直到1760年代初已发现有狡黠地逃避此规定的案例，但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盐官定了更严格规定要商人到每个目的地口岸时都要登记在根窝上。（注：有关此唯一有系统的资料见高恒前引书第三卷。）
 
　　总结而言，资本的影响可在食盐的生产与配销方面，以及食盐的贸易组织方面感觉到。当三十多个总商控制了食盐的生产之同时，这三十个总商也有力地控制分配与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前期的一百五十年间对散商并不有利。在生产方面，场商透过借贷与投资，把握住每个机会把盐田和盐亭转变为其所有。 在顺治元年（1644 ）与嘉庆五年（1800）间拥有盐亭的灶户已减少了一半。在配销方面，总商除了拥有庞大的生意外，还放高利贷给散商。然而，虽有庞大的资本力量，都并未发展出成熟的资本主义。例如，在食盐的生产方面，即使是一个有能力且毫不留情的场商，他也不能无限制地牺牲他人而扩张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的地位都是要经过官府认可的。在食盐的配销方面，官府设计的行盐口岸（引岸）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固定食盐比率，使得大部分有企业心的商人很难扩大自己的贸易量，至少在一般正常的环境下是很难的。食盐贸易的组织只允许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进行竞争与理性化，实际上，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竞争与理性化的观念是否会发生在商人的身上？因为至少在理论上官府的干涉主义总是会支持传统，且保护所有商人所被赋与的利益。因之他们的财富可能会因为个人的运气与愚顿而有兴衰，但是法律却规范了他们之间无情竞争的程度。在几乎没有规划的机会下，商人中之贵者常求助于"压榨"的策略。得利于他们与盐务官僚的关系密切，他们可以挪用相当大部分的"匣费"，（注："匣"的文意上的意思是指"盒子"，又可作"宝库"。我要感谢杨联升先生提醒我注意"拜匣"这个旧词，其指内装有拜帖的名片盒，是传统中国正式拜访人的不可或缺之物。它很适合说明为何富商要义务招待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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