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困难、操作特别复杂、风险特别难测。 用信息经济学可以看出,由于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的不同特点,对新疆的葡农来说,边缘市场的信息是对称的,可以实行两人模式;主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两人模式行不通,必须实行三人模式。 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的认识,结论就是,“全民皆商”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而是应该有专业分工。例如农民,不能像现在常说的那样,“让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但决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龙头”企业、各种服务商等等。把农民还原为“种田人”,还原为“只埋头种田,不抬头看市(市场)”的生产者,才是现代农业方向。 2、建设服务经济学: 现有的服务经济学由于只是两人模式,因而没有“服务”的余地。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证明了三人模式,在信息的供求双方之间添加了“第三方”,即是“服务”方,所以可以成为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外“服务经济”研究,实际只是单种服务(例如银行学、技术经济学),而对“服务经济”本身的研究却很薄弱。国内虽然有“服务经济学”文章,但实际只是生活性服务,或是附于企业生产的“售后服务”(注10),所以实际仍是单种服务。也有的用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加几个“服务”名词(注11)。 应该建设一般的服务经济学,首先要对“服务”定义。 某人需要某资源。使其可能获得该资源的行为,是服务。 也可以这样说:为了获得某资源,资源需求人必须有一定的能力,就是能力存量。现有能力的存量和为获得该资源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两者间的差距,是资源需求人的能力差距。消除这一差距,就是服务。 服务经济学所说的服务,不限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服务业”范围。 例如一,资源的需求人是新疆的农民,所需要的资源是欧美市场。显然,对欧美市场来说,诸如市场设计和开发、销售渠道、商业关系、法规适应、壁垒突破、汇率知识、结算方法等信息、知识和能力资源,与新疆农民的知识存量相比,有巨大的信息差距。这一差距不能由新疆的农民自力消除,就是新疆农民的信息(或知识、能力)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新疆农民”和“欧美市场”之间,添加一系列“第三者”,例如大型“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者协会、农业市场设计公司、现代经济新闻、律师等等,就把“新疆农民”和“欧美市场”之间巨大的、农民不可能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缩短为农民和“龙头”企业之间“产品订单、质量、价格”等等非常简单的、农民可以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这就是服务。 例如二,资源的需求人是新疆某家小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是资金。我们假定(实际上,这种假定是符合新疆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现实的)该企业自身没有能力设计项目、开发市场,无力编制规范的项目报告。简单地说,企业目前的知识存量,和获得资金所需要的信息、知识、能力等等资源相比,有很大的信息差距,这就是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在“需要筹资的小企业”和“资金供应商”之间,添加一系列“第三方”,例如项目设计公司、招商代理公司、现代招商新闻、律师、法制经济评估等等,就可能使“筹资企业”和“资金供应商”之间很大的、筹资企业不可能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缩短为“筹资企业和‘已经对筹资项目非常熟悉’的投资商直接商谈”的、筹资企业可以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这就是服务。 ———————— 注1:参看《信息经济学教程》(陈禹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第一章。 注2:《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记200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注3:“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信息经济学两大基本研究课题”(《西方信息经济学/当代西方流行理论简介》,张国君,来自网上)。 注4:“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的学问”(《混乱的信息经济学著述》,王则柯)。 王文所说只是比较直白,不少国内学者都有类似观点。 又如当记者问及中山大学信息经济学者谢康教授“非对称信息经济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有什么借鉴意义”时,教授回答:“非对称信息理论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用非市场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非对称信息理论挑战市场机制万能/访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康博士》,马汉青,《羊城晚报》,2001/10/18) 注5:“信息经济学是有关非对称信息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故又称为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张维迎《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与信息经济学》,来自网上)。 “西方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西方信息经济学/当代西方流行理论简介》,张国君,来自网上)。 近日所见《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述评》(高红阳,对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投稿):“不对称信息经济学(asymmetric infonomics)是……研究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 注6:信息的哲学性质曾经被广泛争论,吴定求、梅岱2人所写《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中,介绍了这些争论情况(该书第36页)。 注7:一些文献对“信息”的定义,似乎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混同。例如《信息经济学教程》(陈禹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张远,《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注8、有署名guojianguang的网友说:“上海交通大学王浣尘教授定义了信息距离的概念”(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新疆经济理论》)。但我从网上查找,未找到王教授相关论述。 注9、虽然不应该将信息和知识相混淆。但是如果用信息差距来“假借地”作为知识差距的参考指标却无不可。就如某产品的生产能力虽然不是该产品本身,但却可以成为该产品需求状况的参考指标。 注10:例如《服务业运作管理的理论框架》、《论服务运作管理的特殊性》,作者均为清华大学刘丽文,依次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2、1999/02。 注11:例如《个性化的服务价格》,汪丁丁,《IT经理世界》,2001/01。 附注: 本文研究过程中,南开大学王芳同志向作者提出理论的“解释力”问题,吉林大学高红阳同志向作者质疑“信息对称”和“信息对称性”两者的关系,均对本文的写作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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