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中为不同部门在总产出（GDP）中的比重，代表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代表不同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率。（3）式表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由两项因素构成：一是劳动者人均产出的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即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记为；二是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可见，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我们视其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记为。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4）

　　（5）

　　在我们的具体测算中，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通过（2）式由总产出（GDP）的增长率与总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之差决定的；同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是通过（3）式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分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之差决定的。

　　农业剩余劳动力再配置效益的表现是，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非农业部门引致了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事实上，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业，不仅可以提高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还可以提高农业部门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表1显示出，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1978年的929元/人年增加到1999年的2003元/人年，增长了1.1倍，年均递增3.7％；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由3339元/人年增加到10811元/人年，增长了2.2倍，年均递增5.7％；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1640元/人年，增加到6377元/人年，增加了2.8倍，年均递增6.6％。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生产率，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或者是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表4进一步列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益。

　　从表4可以看出，以1990年不变价计的中国GDP从1979~1999年年均递增9.59％，劳动力增长2.72％，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6.68％。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28.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为69.7％，两者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解因素的贡献为1.9％。可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进一步的分解表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于劳动力由低效益的农业转向高效益的非农产业带来的贡献约为19.9％，因此在GDP增长中源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贡献率约13.8％，这也正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效益。

　　分阶段看，1979～1990年的整个80年代，是中国农村率先进行改革的时期。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一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长期束缚而转向从事非农生产与服务，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测算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中，GDP年均增长率为高达9%，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5%与4.87%，两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3％与54％。在生产率的增长中，来自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贡献高达26.1％，这一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4.1％。

　　1991~1999年的整个90年代，中国劳动力增长放慢，年均增长率为1.11%，但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相对较快，年均增长率达9.14%，劳动力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该时期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0.7%与88.3%。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比80年代高出34个百分点。但这一时期由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增长放慢，尽管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为14.7%，与80年代相差无几，但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却降到16.6%。

　　从更细分的时期看，1979~198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较好时期。这期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与.46%，农业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超过非农产业。这一时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4%，其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为65.9%。在这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部分占26.1%，在各时期中最高，而这一时期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的贡献也高达17.2%。

　　1986～1990年，由于中国经济既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又经历了国内首次市场“皮软”的影响，宏观环境较差，从而使经济效益出现较大程度的滑坡，GDP年均增长率为降至7.9％。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下降引起了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它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因此降到33.7％；另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使其对GDP增长的贡献降到7.5%。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下降到17.8％，进而又使得这一转移对全社会GDP增长的贡献受到影响，贡献率下降到6％。

　　1991～1995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期，DGP年均增长率高达12％。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高达10.6%，但劳动力增长较慢，年均增长率仅为1.2％，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对DGP的增长贡献分别为88.6％与10.3％，前者远远超过后者。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部分占21.8％；农业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升至19.4％。

　　1996～1999年，中国尽管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GDP年均增长率降为8.3％，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降到0.9％与7.3％。虽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仍有87.6％，但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放慢，甚至出现1997、1998年的连续回流，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部分仅占9.1％。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也仅为7.9％，是继1985~1990年的第二个低贡献期。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的推动作用，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尤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表4中的计算结果显示，虽然1985~1990年的时期内，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只有2.6％，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只有7.5％，但就在这2.6％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带来的部分占22.2％，说明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速度仍然较高。同样地，1996~1999年的时期，尽管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并不低，为7.3%，但由于这一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较慢，尤其是1997、1998年又有劳动力回流进农业，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仅为9.1%，在各细分时期中最低。　　

　　三、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这一资源再配置过程，对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且也是中国21世纪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主题。认清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探讨未来时期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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