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与司法部门合作开始打击盗版活动，1998年各地版权局共受理各类版权案件1,182起，结案1,067起，各地版权机关收缴各类盗版制品611万件。[19] 但这些处理大多是“打苍蝇不打老虎”，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盗版现象也不会杜绝，只是随着政府不定期的“打击”而高一阵、低一阵、明一阵、暗一阵而已。

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和出版业对外合作的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业开始朝国际化的方向努力。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引进外国的图书版权，在国内翻译、出版、销售，或直接进口外国图书在国内销售[20]；另一方面是向国外出售中文图书和版权。在八十年代初期，少数有远见的出版社就开始与国际出版业合作，如科学出版社就分批派人出国联系业务、参加各种书展。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以及出版社本身的人力财力条件局限，地方出版社的国际化步伐远不如中央级出版社，而这又导致地方级出版社在视野、信息、办法、人员素质等方面往往落后于中央级出版社。目前，图书进口业务主要仍由一些中央级出版社掌握。但随着对外开放的延伸和地方自主权的增加，许多地方出版社正纷纷加入出版物进口的行列。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图书、特别是音像制品的进口越来越活跃，同时，走私或偷印的盗版音像制品则在市场上占据主要地位。由于政治上对允许进口的外国图书的内容严格设限等原因，再加上发行渠道单一、价格高，外国图书直接进入中国大陆销售的数量仍然非常少。

目前中文图书和音像制品的直接出口量很少，海外销售对象主要是华人，内容也多半是关于中医药、卫生、食品烹调、健身、武术等，范围很窄。而且，出口图书的印刷质量远落后于国外，售后服务基本上是空白。只有通过大陆出版业自身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才可能改善中文图书出口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对外合作出版活动，即由中外双方共同投资完成一个出版项目，此类活动已非偶见。例如，美国的一家大型出版公司就投资几百万美元，与中国南方的一家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出版一种百科全书。[20] 此外，中国也出现了一家中外双方共同投资组建的“童趣出版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引进迪斯尼公司在国外市场上已经出版并受到欢迎的图书及其他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出版发行。[21] 这类合作带来的新编辑思想、图书内容、装祯形式和经营方式，都将对中国的出版业产生冲击和影响。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可能逐步松动对外国出版资本进入的限制，捷足先登的外国出版公司有可能对大陆今后的出版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某个领域内形成垄断的局面，中国的出版业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对策。

在1992年5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之前，中国大陆的出版社翻印或翻译外国书着时从不购买版权，而是径自盗版或翻译出版。目前，这一状况已有明显改变，20个省、市、自治区从30多个国家购买了一些出版物的版权；自1995年至1999年4月，大陆与国外的图书版权贸易超过1.5万项，购买对象国也从美、英、日等少数国家拓展到更多国家。[22] 但是，目前中国的出版界仍存在着不严格规范地执行版权合同的情况。[23]

三、中国出版业过去二十年来变化的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朝着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商业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系列变化出现在出版体制、编辑思想、经营方式、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等多个方面，是一种积极的、广泛的、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最终能否导致在中国大陆出现一个充份享有出版自由、完全市场化的出版体系，使出版业的地位从被执政党掌握控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工具改变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传播知识、文化、信息和从事教育的工具，现在还难以作出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出版业这些年来的变化主要是由下列几方面因素所促成的。

第一，经济市场化对旧的出版体系构成强烈冲击。改革开放前，大陆的出版社一直被当做“事业单位”，仿照行政单位来管理。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出版业仍然实行“事业单位性质、按企业管理”的制度，即所得利润交给财政，然后由政府拨款维持运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单位自主要求的增强，出版社的管理中也引进了所谓的“包干制”，即每年向政府上缴一定数额的利润，余下的利润由出版社自行支配。这种利润支配方式给了出版社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大大激发了出版社的经营积极性。有些出版社甚至将经济收入指标层层分解到编辑部和编辑个人，形成了出版社内全面包干的局面。1985年全国开始实行“利改税”的制度，把国营机构的上缴利润改为缴税[24]，这样出版社就在经济上逐渐与上级一年一定的经费控制脱勾，由原来的事业化管理逐渐走向市场化，这一体制上的根本转变使出版业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随着政府逐渐断绝对出版社的经济支持，出版业只能立足于自负盈亏的生存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开辟生存空间。但是，由于出版社内部的人事管理并未市场化，仍按照事业单位员工的传统人事管理方式运作，在人员刚性的情况下，出版社内部机制无法理顺，只能实行不健全的内部份层承包制。这导致了急功近利、选题失控、买卖书号、资金分散、重复出版等种种弊端。[25]

第二，政治控制有所松动。尽管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大陆的政治几经起伏，先后出现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六四后反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风波，但总体上政治控制仍显示出逐渐有所松动的趋势。过去，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实行严格控制出版社选题的政策，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着的所有选题必须层层上报至各级党委宣传部，获准后方可编辑出版。从九十年代起，对出版社选题的控制有所松动，除涉及中共领导层的个人生活、敏感的政治话题、宗教、对港台政策等领域的选题仍需事先上报获批准之外，其他的选题计划基本上可以由出版社自己决定。同时，中央政府还逐步放宽了以往对引进版权、出国考察、出版社内部机构设置调整、出版机构外汇使用等事项的审批权力。另外，以往对于印刷厂和印刷材料的严格管制也放松了，印刷厂需要引进技术设备、选择高档纸张油墨时可以自主决定、而不再报批，也开始允许私人印刷企业的发展。在图书销售管理方面，允许集体和私营经济的介入，各种私人的零售和二级批发系统已经出现。一旦政治上的压力减轻了，出版业从出版到销售各环节的活力必然大大增加，就可能出版更多受读者欢迎的书着。

第三，新技术的推动。八十年代末期激光照排技术的引进，使大陆许多出版社的文字出版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至九十年代末，大陆的出版业已全部实现激光照排化，这种排版技术上的进步不但大大加快了图书的出版速度，缩短了出版周期，而且提升了出版物的质量。许多有实力的印刷厂还引进了最新的印刷设备，如六色胶印机、一次多色胶印机、电脑控制系统等。[26] 九十年代初开始，电脑的普及及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出版业的变化。编辑部内的稿件处理加工、编辑与作者的联络、出版社与印刷厂之间的往来、出版社与图书发行公司和书店之间的交流、对国际出版界信息的检索、获取图书情报、洽谈版权贸易等，都因电脑的普及和应用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7]

第四，国内外出版物的竞争产生了动力和压力。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出版社之间无需竞争，国外的出版社也无法进入大陆市场。过去二十年来，随着国内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政府限制的减少、出版社必须自负盈亏的生存压力，加上大量国外出版物进入大陆市场，导致国内外出版物开始相互激烈竞争，这种局面有利于促进大陆出版业的发展。除了前述的“童趣出版公司”的出版物外，世界著名的西蒙──舒斯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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