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读者的思想日渐活跃、视野变宽、观察问题的深度加深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类图书的出版数量迅猛增长。从1993年到1997年每年都出版6千到7千种经济类图书，不仅包括大量经济学著作和普及读物，还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此类书着。同时，法律类图书的出版成了一个新的热点，每年的出版量都达3千至4千种。与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类图书的走俏相对比，传统的政治经典书（如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的出版却日益萎缩，每年的出版量从1993年的222种下降到1997年的138种，其数量已是微不足道。[12] 这反映出，尽管宣传部门坚持意识形态教育，但九十年代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传统意识形态读物感兴趣的读者越来越少了，传统政治读物的出版销售每况愈下。[13]

表二.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图书品种结构比较（分类数为％）

年份                1985     1993    1997

图书出版品种总数    45,603   96,761   120,106

其中：哲学、社会科学 10.8     12.5    12.2

文化、教育           42.3     45.1    47.9

文学、艺术           13.9     15.5    16.0

自然科学、技术       21.2     19.6    20.0

其 他                11.8      7.3     3.9

资料来源：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年度的统计资料。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音像放映电器市场（如各类录音机、录像机以及CD、VCD、DVD播放设备）的快速发展，音像产品市场急剧扩大。从1993年到1997年，在短短的五年内，盒式音带的品种增加了近3倍，激光唱片增加了近8倍，录像带增加了2倍多，VCD的出版品种数量则激增了13倍。适应于旧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传统娱乐方式的密纹唱片已基本消失。[14] 但目前中国的音像产品的品种、质量和内容还很落后；而且缺乏有良好艺术素养的音像产品编辑和制作人，出版的音像产品往往显得理念贫乏、选题陈旧；此外，中国也没有建立独立、高效的音像产品发行体系。

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摩擦和整合

改革开放前，出版社之间并无多少矛盾。中央级的出版社彼此有所分工，各走各的路；而各省基本上只有一家出版社，划地而营，并无分工之必要。改革以来，随着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出版社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争夺作者和出版资源、分割图书销售市场，并进而在出版业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对立。

首先是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出版社之间出现了摩擦。由于集权体制的特性，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出版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因此设在北京的中央级出版社就有地利之便，能在图书市场上凭借此地利优势而占据较大份额；而地方级出版社要想占领图书市场，就必须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提高其出版物的水准，由此导致成本上升、书价提高。地方出版社对这种天然劣势的状态自然越来越不满。而中央级出版社又受到中央政府较严格的约束，不能象地方出版社那样突破现行出版管理体制、灵活经营，因此中央出版社对地方出版社利用地方体制环境宽松而施加竞争压力也时有怨言。

在地方出版社之间，同样存在着日益明显的摩擦。在出版社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地方出版社之间还存在着因隶属关系而形成的行政性分工，由于分工“码头”的不同（如属于政治经济等综合类出版社，或属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少年儿童、教育、美术、古籍等专业类出版社），各出版社的盈利能力有明显差别。比如，教育类或少年儿童类出版社获准出版各类教学辅导材料和参考书，这种书重版率高，销售量大，成本低，所以利润极高。于是，“码头”好的出版社从业人员可以少出力、多赚钱，而“码头”差的某些专业类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出力多却挣钱少。由于有巨大的利益差别，很多政府部门就设立种种制度壁垒，以出版业的专业分工为借口，保护隶属于本部门的出版社从事垄断性经营。这种分工其实是集权体制的产物，是由行政权力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15] 它不但妨碍了出版社之间的公平竞争，也阻碍了大型多元化、多媒体的出版集团的形成。

从1998年开始，在中国的出版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模式。其一是横向发展模式，即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其二是纵向发展模式，即出版社沿着出版的上游和下游行业纵向扩张。其三是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16] 其四是报业出版集团模式，即以报纸为龙头，联合其他文化产业形成集团化经营，在这种集团当中，书刊出版基本上是个配角。在高科技和信息化时代来临的背景下，这种出版集团由于有报纸的牵头，极可能从文化产业向文化传媒产业过渡，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出版的书刊就可能从传统式知识思想的载体转变成一般信息的载体，即书刊被传媒化。新成立的《光明日报》出版集团、上海的“新民文汇”出版集团，就是集报纸、图书、杂志的出版及举办俱乐部等多元化形式为一体。这条道路可能对中国形成新的出版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其五是一些省建立的省级出版集团，大多数这样的集团只是原各省出版局系统的翻版，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其内部运行机制、分配原则和功能协调并无创新。由于政治等方面的限制，目前中国的出版业还无法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的出版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

图书发行方式与手段的转变

中国的图书发行体制自八十年代以来也经历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 以后，除了传统的“国营”新华书店的发行系统之外，集体、个体及图书俱乐部式 等新发行方式也先后蓬勃兴起，改变了旧的图书发行体制，给图书发行市场注入了 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1949年以前，私营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绝大部份县城没有书店。从1950年到1956年，在大陆逐步形成了以新华书店为主的 图书发行体系，但同时全国也存在着2,400多处私营书店、书摊。但1956年将私营书 店公私合营后再并入新华书店系统，由此形成了由新华书店独家垄断的图书发行体 制。[17]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集体或个体的书店、书摊、书贩迅速增加，成了整 个图书销售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同时，也出现了寄销、图书连锁店、 书市展销、直销、邮购、出版社自办发行等新的发行方式。[18] 图书发行体制的变化，特别是一系列新发行手段的采用，大大促进了图书的发行量。从1993年到1997年，图书销售册数增长了2倍多，销售金额增长了4.5倍。

目前，国营的新华书店虽然仍是图书销售的主力，但它总共只有1万多个售书点，全国平均每个城镇只能摊到4家，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广大农村地区目前仍主要靠供销社销售图书，每4万农村人口才摊到一个售书点。1997年全国只有14万图书销售人员，平均每8.5万人口才摊到一人。虽然出现了大量的集体、个体售书摊、店，但它们无法有效地与国营书店的发行系统相融合。现在，中国的图书发行体制是由国营、集体和个体的发行体系混合而成的，不仅各自奉行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则，而且彼此互相封锁信息、互设障碍，因此难以建立全国性的图书发行信息交换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发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梗阻：一方面出版社的备货图书大量积压在仓库和个别有门路后台的批发商手中；另一方面，急需购书的读者却往往求购无门。

当前大陆图书和音像制品发行体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盗版现象非常猖獗。虽然直接参与盗版活动的多是个体户，或一些出版单位的员工与个体户内外勾结从事盗版活动，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上面，如法制不健全、部份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作崇、盗版业者找到了官方后台、对盗版活动打击不力等。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统计，在1997年盗版现象最严重的时候，正版产品销路萎缩，通过对外合作正式合法出版的盒式录音带、录像带、CD、VCD的数量暴跌。例如，盒式录音带的产量从上年的301万盒跌到1997年的44万盒；录像带产量从上年的16.7万盒下降到1万盒；VCD数量从上年的37.4万片掉到9.3万片。随后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