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quot;前川报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在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扩大对外投资；另一个方面是扩大设备投资，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大型主导产业，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剩余资金的。因此，剩余的大量资金就冲向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金利的条件下，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大量向不动产和股市提供资金，直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4 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促使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对于日本模式的相对封闭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更多地暴露了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

首先，从产业的跨国转移角度看，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日元升值导致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贸易摩擦的激化，迫使日本企业以对外投资的国际化战略来降低成本和部分替代出口。随着大量制造业的外移，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日益空洞化。大企业外移之后，使得其与国内中小企业之间的原有系列关系受到影响和破坏，进而必然影响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纵向产业分工。于是，失去大企业稳定订货的国内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地方经济陷入萧条，失业率明显上升。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一方面继续增大对大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增大而收缩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历史地看，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大型企业将业务大规模撤出日本国内市场后，日本的中小企业就难以得到新的投资和订单；大型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在稳定与扩大后，更加重了日本制造业与工业资金不足，引起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停滞。在1992至1997年，大多数小型日本制造业的盈利和资本回报都明显降低。除了投资和订单减少外，日本小企业目前感到他们在与国际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已没有优势。跨国公司的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日本经济波动的萎缩趋势，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自1991年以来，日本小企业破产日益增多，与美国、英国等国小企业的崛起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东亚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日本模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东亚国家拥有的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使得日本在制造业部门的比较优势不断丧失，原来日本与东亚地区在产业上的垂直分工形态日益向水平形态转移。这也对日本的产业金融体制提出了调整的要求。
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整合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对于擅长制造业、而金融部门因为管制和保护相对发育滞后的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国家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日本的金融体系所具有的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以向制造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工业化为根本目的的产业金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缺乏市场约束的金融体制必然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要求；特别是在工业化基本成熟、制造业对于资金的需求下降时，这种金融体制在满足投资者的金融投资需求、为新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存在许多弊端，往往容易产生资源的错误配置。

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日本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历来比较严格，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区分非常明显，交易品种单一，与目前世界范围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近年来纷纷将有关业务转移到海外以摆脱管制。特别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内金融交易的成本明显上升，资本外流现象突出，已经出现了金融空心化的趋势。据调查，如果日本金融制度不进行彻底改革，在欧洲的许多日本企业将脱离日本金融业而选择服务更好的欧洲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事实表明，日本僵化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与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

从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来看，其在日本的新的发展阶段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1）日本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的融资渠道多元化，降低了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企业在与银行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上升的地位，于是一些企业开始不愿意向银行提供过多的内部信息，银行不能继续享受这种信息的优势。（2）是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放松了对于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管制，使得主银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赖以生存的制度租金，促使银行盲目开拓除制造业之外的高收益、但是风险也相对高的领域，如不动产和股票等，同时，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隐含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显然，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产业金融时代形成的关系型融资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沿袭了战时的统制经济、在日本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通过对于主导经济部门、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型产业等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强化机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本奇迹的形成，以主银行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的产业金融体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基本完成了赶超任务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政府主导、在许多方面表现为扭曲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步在丧失效率，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出现了明显的制度疲劳现象，这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病难以好转的重要原因。

三 "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日本金融业改革的艰难推进

如前所述，尽管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促进和支持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但是，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业一直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金融机构不良债务数额巨大，破产风潮此起彼伏，经营丑闻屡屡爆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这既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结果，也是其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僵化落后，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必然反映。如何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沼，重塑日本金融业的辉煌，推动日本经济的复苏，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日本经济界开始对于日本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事实上一直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具体来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已有的日本模式的调整必然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抵制。日本模式中强调的"政"（政党）、"官"（职业官僚集团）、"财"（作为大企业代表的财团）铁三角是现存体制的最大的受益者，同时又掌握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导权。因为对于日本现有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进行改革，必然会遭到体制内的强大的反对和阻力。

其次，在工业化时期，在政府的引导下，已经有相当规模的资源投入了制造业部门，这些资产的专用性相当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全社会可能会付出相当高昂的沉淀成本，具体表现为企业倒闭显著增加、失业率上升，在金融体系上则表现为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

事实上，尽管经过多年的挣扎，日本的金融体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主要表现在：（1）不良债务问题严重，1996年底大藏省重新调整了这一数字，认为不良债务总额为5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可以说这一数字基本反映了日本金融业不良债务的规模，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数字仍然不是十分可信，如美国议会调查局就推算日本的不良债务总额在70-80万亿日元之间，而有些海外报纸报导这一数字高达100万亿日元，甚至有的竞认为已突破了150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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