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的终结。

　　在法国。

　　18世纪的法国国王握有最高权利，政府不仅混乱、低效率、臃肿，而且贪污盛行；同时，在18世纪，法国和英国、普鲁士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令到国家财政十分紧张，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局面下，第一，广大百姓民不聊生、极为不满。他们要承受极为苛重的赋税，贵族和僧侣却只要交很少的税，因为他们和国王同属统治阶级；要承受贵族领主对自己的种种盘剥和压迫压榨，甚至不能驱赶跑到田里的兔子、乌鸦，只能任由它们糟踏庄稼，因为领主要打猎取乐；要承受不断上涨的物价。第二，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却受到国王贵族僧侣的这种压制，也要承担大量的赋税。在这样一种严重的社会矛盾状态下，各方曾经寻求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召开被国王勒令停止达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级会议。在会上，第三等级（即市民阶层）宣布自身为国民议会，国王出兵干涉，法国大革命爆发。

　　起义民众很快打败了国王军队，第三等级控制的国民议会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利，并于1789年颁布了“人和公民权利的宣言”，认为财产、自由、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权利”，政府官吏如果滥用被授予的职权，可以随时被撤职。但是，只有比较富有的国民才有资格担任公职。后来经过短暂的复辟以后，国民大会重新掌权。然后是拿破仑的上台和下台。拿破仑下台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登位，他的继承者查理十世马上就表现出蔑视议会的倾向，市民们于1830年再次起义，查理十世流亡英国。新政府宣称是根据人民统治原则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度，新国旗上的三色，代表着自由、平等和博爱。

　　可以说，由坐寇性质的国家向分工合作性质的国家的转变，这时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人们之间将劳动力、资本、产品、资源等等进行平等自愿的等价交换，这一原则已经基本在社会上得到确立；而且人民已形成共识：国家机器不能凭借自身武力和权利，侵犯公民的财产、自由、安全。但是，一旦坐寇型国家机器已经被推翻，新的社会政治矛盾就又出现了。就政治而言，那时只有富裕的人才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其余的社会成员无权投票，对政治事物的决定没有发言权。因此，面对由富人们掌控的议会，广大无权无势无钱的工人阶级、穷人群体，从14、15世纪一直到20世纪，经过了长期斗争，才取得了政治权利，使大多数欧洲国家变成民主国家。

　　这样就进入第二大线索。

　　在英国。1832年以前，选举和代表制度的民主性十分薄弱，在农业地区，选举权只限于少数较大的产业主，在下议院650个总席位中，只有三分之一是选举产生的，其余的或由地方权贵指派，或由最富有的小集团推选，还有的席位公开出售或出租。经过人民不断的斗争，颁布了著名的1832年改革法案，该法案使中产阶级、小土地拥有者和佃农中的几乎全体成年人获得了选举权，但广大农业工人和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仍然没有选举权。再经过激烈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宪章运动”，到1884年，所有的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都获得了选举权；到1918年，妇女、流动工人以及最穷的穷人最终也获得了选举
权。

　　在法国，直到1848年，也只有二十万人有选举权；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时期，全体成年男子拥有了选举权，而全民获得选举权也是直到20世纪初才实现的。

　　只有这两大线索都告基本完成，才能说欧洲进入了典型的现代社会。

　　我们可以把农业社会中的坐寇性国家形态看作是军事压迫关系占主导地位，而工商业社会则是契约性社会。不论是商品经济关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意味着参与各方是自愿、平等的，契约的内容是从参与各方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但这两种契约又有不同。人们首先通过所有权明晰、分工合作的商品关系结成经济上的契约关系，每一个商品关系涉及的都只是某一个局部的人，只要双方同意该合同即可成立，而且这种契约涉及的社会关系层面也较单一，仅仅是在经济层面；这样，虽然经济发展了，但资本家是在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会发自本能地利用这种地位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

　　当一个社会体内人们共同的生产生活更加发展了以后，就会寻求建立涉及的人更多、层面更广的社会契约，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民主政制涉及该社会体中的所有人，一项决议必须大多数人同意才行，而且涉及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政制是比所有权明晰的商品关系更高的社会规范，其指导原则是：自愿、平等、有利于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注释
　　1．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9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0页。
　　3．以上详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2～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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