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民事责任，如果工人违反了，则要负刑事责任；资本家们发起殖民掠夺和垄断性的殖民贸易，极力搜刮殖民地的财富；资本家和政府勾结，垄断性地购买政府发行的回报丰厚的国债，而政府则用向全体国民征收的赋税进行偿还；大量使用童工生产，以至于马克思说：“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2］；在18世纪，有很多资本家进行非洲和美洲、西印度之间的奴隶贸易，比如奴隶贸易就是利物浦迅速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3］。

二、工人们如何争取自身权益

　　在利用自身优势性组织力量，去最大比例地获取社会财富方面，资本家与贵族领主是一样的。但他们又有区别。本书前面曾分析过贵族领主和隶农的关系；那么，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和，贵族领主与隶农的关系，有何不同与相同？

　　领主对隶农的优势，来自于领主集团所拥有的军事力量，领主通过军事力量进行战争和征服，然后占有了土地，并利用军事力量维持这种占有，也就是说，既然历经千辛万苦打下了江山，那就要好好地坐江山、好好地享受江山。而他们对隶农的经济上的压榨，则是通过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来进行，同时通过自己具有的暴力优势进行其他的各种压榨。

　　资本家对工人的优势，来自于对货币资本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主要不是通过军事力量取得的；就早期资本家来说，是通过原始积累，就后来的资本家来说，是通过在商品经济中的运作。资产者之所以能对工人们进行经济上的压榨，其一，是来自于对货币资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其二，来自于资产阶级的组织性力量。

　　在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已经无处不在了，但工人们的组织、民主政治，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资本家们居于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能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自己所掌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组织性力量，为自己在权利和财富的分配中谋取最大利益。

　　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中国古代的官僚以及依附于官僚的地主阶层，他们和广大农民的关系，主要是分配意义上的，他们通过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组织性力量，压迫压榨农民，而农民们或者逆来顺受，或者揭竿而起。在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由于缺乏生产上的合作关系，所以双方难以进行理性的相互妥协。农业时代的官僚、领主、和官僚紧密结合的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黑社会相似的，那就是：在创造财富方面没什么本事，但在如何利用自身的组织性力量去攫取生产资料、攫取别人创造的财富方面，比谁的本事都大。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既是分配意义上的，又是生产合作意义上的。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在商品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压低工人的收入和权利，而工人则会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和权利，和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和工人之间又在生产上互相依赖。资本家需要工人充满积极性地劳动、充满热情地劳动，充满创造性地劳动，因为这样既会使资本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也会使资本家获得越来越大的利润。工人同样也需要资本家进行正确的决策和管理，否则，公司生产上不去、销售上不去，对公司员工们也绝不是什么好事。有人说，现在公司的经营管理都是由职业经理人去做，资本家什么也不用做，就是一个食利者阶层。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职业经理人是要由董事会聘任的，一个由资本家们组成的董事会（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说千千万万普通收入的股东），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定要尽可能聘任一位能力极强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一定要能够给公司带来尽可能大的利润，否则会被随时撤换；另外，董事会还要对公司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对公司的运营进行监督。所以，即使一个资本家不再从事自己公司的日常管理，他仍然是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决策行为对公司的生存发展、从而对每一名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是认同劳动价值论的，但这里的“劳动”应该既包括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复杂劳动，还应包括公司所有者的决策劳动；在大学里我教过八年的企业管理课程，深深知道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决策对于企业是多么重要，真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马克思认为产品的价值都是被雇佣者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创造的，而资本家们则对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就凭拥有生产资料就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这当然就是剥削。确实，资本家之所以能拿走大量利润，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但也不能说资本家对产品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应该说，资本家们能拿走大量利润，占有生产资料和对企业决策管理上的贡献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我们应减少第一个因素的效应，加强第二个因素的效应。

　　减少第一个因素效应的方法就是使用累进制的税率，使用遗产税。

　　为什么我十分强调工商业生产方式对塑造人际关系的作用？因为工商业生产最强有力地导致了人们共同利益的产生。人最爱的就是他（她）自己，最想获得的就是他（她）自己的利益，显然，工商业生产比农业生产更能给人带来物质利益。但是，要进行工商业生产，就必须和他人合作；不仅自己要充满积极性地去生产经营，而且其他人也必须充满积极性地去生产经营。可其他人如果不能获得利益，不被尊重，没有多少社会权利，怎么可能充满积极性地去干活呢？因此，为了增大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增大他人的利益和权利。我们经常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可是，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却越来越发现：人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所以，一方面，劳资双方有着严重的利益对立；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同样又有着利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导致了：资本家需要工人充满积极性地劳动，工人也需要资本家充满积极性地干活。

　　在工商业社会中，资本家在权益分配上的优势地位，来自他们对货币资本的占有，来自他们在一个以商品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中占据的组织性核心地位。工人们发现，要争取和扩大自己的权益，就必须从这里入手。而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彻底改变，也就是否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占有的合法性，主张资本公有；而且不能再让商品关系作为社会上的主导性社会关系模式。这样一来，资本家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资本家对工人们的压榨，都将荡然无存，在财富的分配比例上，在权利的安排上，工人们将和资本家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实际上，到那时，已经不存在工人和资本家这种概念了。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如果商品经济运转的决策者因为没有了资本而没有了经营动力，工商业生产的组织和经营运转可能会出现问题，可能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总体效率降低、总体效益下降。正是考虑到这个副作用，所以，在西方，从15世纪直到今天，这种彻底动摇的方式还没有真正出现。

　　可是，难道就真的容忍资本家们对工人的压榨吗？为了所谓的总体效率、总体效益，工人们就得忍辱负重，甘当资本家们的驯服良民吗？对此，工人们是决不答应的。如果第一种选择会带来付作用，那么工人们就考虑另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它包括两方面。

　　其一，不能再让商品关系作为社会上唯一主导性关系模式，必须用其他的、有利于工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对它加以调整，那就是工人们要形成自己的组织性力量，要组成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政党，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要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利必须通过全民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如果社会上只有单纯的商品关系、单纯的资本关系的话，那么资本家可以只按照自己的心愿解雇工人；现在，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资本家在解雇工人时，还必须考虑工会的意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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