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更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性政治力量，为工人的利益说话。

　　其二，不能再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有三个基本内容：

　　一是使用权，而自凯恩斯以来的西方国家开始用政府力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做一定调节，比如国家银行的作用，比如财政和货币政策，比如反垄断法；

　　二是收益权，现在则通过累进制的税率，更多地收取资本家们的收益，然后按福利原则、平等原则、人道原则在全社会分配，这些原则和效率原则共同在社会上起着作用；

　　三是让渡权，现在用遗产税加以调节。因此，在今天的西方，私有财产仍然神圣，但已经不是那么的神圣了；它受到全
民民主的制约。

　　为了拥有政治权利，工人们就要形成自己的组织性力量，要组成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政党，这种政治权利必须通过全民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在欧洲，商品关系在17、18世纪就已经成为社会上主导性的人际关系模式，而充分的社会民主则是在19和20世纪之交实现的，这两种社会组织方式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今天西方社会的主导性社会关系模式；今天的西方，在如何合作起来更有效率效益地创造总体社会财富及其他社会文明方面，在如何分配财富和权益方面，商品原则和民主原则在携手共同地发挥着社会组织和社会调节的作用；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则以民主原则为最高原则。

　　工人们的以上做法当然削弱和降低了资本家们原有的地位和权益，资本家对这样的动摇是很有意见的，他们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于是他们就使用他们能使用的所有手段，去抵抗这种动摇，他们会颁布各种法令，会对工人的罢工和集会结社进行武力镇压。但资本家的这种对抗，也是有所顾忌的，因为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是需要和希望公司员工们充满积极性地、充满热情地、充满创造性地为资本家卖命，资本家也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就是这样时而激烈、时而缓和、时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义愤填膺、时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又相互妥协地进行着。他们是一对前世的冤家、今生的怨偶。从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9和20世纪之交，他们才达成几条双方都遵守的关系原则，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才告基本结束——但决不是完全结束，完全结束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根据那几条双方都遵守的关系原则，今天的西方国家才可以被称为“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国家”，在实践中，这四个定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相冲突、互相制约的关系。

　　洛克、哈耶克、诺齐克等人，强调经济自由，限制民主国家对财富的二次分配；从16世纪以来的、以欧文和马克思为代表的一部分欧洲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主张对上述原则进行彻底动摇；潘恩、费边社、后期的恩格斯、第二国际、罗尔斯·罗依斯等人，则有的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的方式争取工人的权益，有的主张民主国家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实行福利国家制度。

　　今天很多人说马克思的预言并未实现，但我想，马克思如果今天再生，他不会为此感到有多少遗憾。马克思终身为之奋斗的，并不是要证明自己曾经作出的某个预言，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加繁荣、民主、人道、正义的社会，一个不再有任何压迫压榨、每个人都获得完全解放的社会。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不仅在原始积累时代坏事做尽，而且一直在压制工人阶级的权益，在欧洲和美国，从14世纪到19世纪，资本家控制的政权力量开枪镇压工人阶级集会、游行、罢工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果工人阶级不和资本家们做坚决而不懈的斗争，资产阶级永远也不会让步和妥协。是的，今天欧洲的资本家们比以前懂得尊重工人们了，懂得再也不能开枪镇压工人了，接受了即使自己腰缠亿万美金在选举时也只有一票的现实（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在对工人的态度上，今天的资本家和以前的资本家相比，可谓是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浪子回头了。

　　而这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坏孩子不管教怎能变好？罪犯不惩罚怎能改造？特权者不被斗争怎能放弃特权？和一两百年前相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繁荣、更民主、更人道了，在这个变化中，马克思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事实上，现代的一些西方人并不认为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今天欧美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混合体。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一是取消私有制，实行全社会的计划生产；二是推翻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把持、垄断，实行全民民主。今天看来，前一个设想较为理想浪漫，但后一个设想却自马克思去世后一步步在欧美得到实现。
三、欧洲现代国家的基本建立

　　我们可以从两大线索去理解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第一个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自愿平等分工合作的关系，取代坐寇性国家机器对百姓的压迫压榨关系。第二个是无产阶级不断地组织化，利用全民民主的方式，制约资产阶级的利益。

　　先讲第一大线索。

　　历史走到中世纪和近代之交，在各个欧洲国家中已经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两大社会力量：

　　一方是以国王为首的坐寇性国家机器，它仍在试图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用各种赋税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经济上的压榨。另一方是商品生产者们（不仅是工商业者，还包括商品化了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中，通过不断扩散和不断严整化的经济关系，正日益团结成一个整体；虽然他们还是被统治者，但已不再象农业社会中的被统治者那样，是一盘散沙了；这样，他们就有可能真正摆脱坐寇性国家机器的压迫压榨。他们开始对以国王为首的国家机器发起政治攻势，要改造国家机器的坐寇性质，要让国家机器成为分工合作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环节；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具有在创造社会文明方面自身特定的功能，而每一个组成部分或环节在和其他部分或环节交往时，只能而且必须遵循平等自愿的、相互协商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国家机器也不例外。

　　正日益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商品生产者们，在与国王斗争时，是以议会（或国会）作为自身政治组织的形式。他们对国家机器性质的改造，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把主要由市民代表组成的议会，提升为国家最高权利机构；一是按照新的社会组织原则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用法律在政治上保护商品生产的组织和交往准则，并迫使国家机器必须保证这种法律得到实施，而且国家机器也必须在这种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再也不能发生政府欠银行的钱不还的情况了。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英法两国在这方面的具体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充满了前进与复辟、流血冲突与和平抗议、斗争和妥协，但始终指向上述的总方向。

　　在英国。

　　1625年的国王是查理一世。由于卷入和法国的战争，他不顾一切地要增加税收，他强制富裕市民以高价购买爵位，以极高的价格出售某一行业的垄断权，而征收船税尤其引起中产阶级的不满。这样就终于爆发了1642～1649年的内战，站在国王一边的是大多数的大贵族和大地主，天主教徒，而国会的支持者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商人和制造商，清教徒。国王被打败，克伦威尔上台，但他却又建立起一个独裁政府。他死后，一个新近选出的国会宣布查理为国王。但查理又表现出蔑视国会权威的倾向，甚至要彻底废除国会。人民只有再次诉诸革命——1668年的“光荣革命”，但这次革命不必流血即可胜利。

　　1689年掌握实权的国会通过了许多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利法案。它规定由陪审团进行审讯，肯定人民有权请求政府为他们伸冤；规定国王没有得到国会的同意，不得中止法律或者征收捐税。光荣革命标志着国会对国王的最终胜利，宣告了君主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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