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收支顺差、美国民间和政府都赤字累累的局面，日美经济摩擦日益激化。根据美国商务部发表的统计数据，1983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200亿美圆大关，高达216.65亿美圆，1984年又飚升到368亿美圆，而同年美国贸易逆差则达到创记录的1233亿美圆。为了改变贸易不均衡的状态，美国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强烈要求日本增加进口、扩大内需、缓和行政限制措施 11。

　　面临咄咄逼人的国际压力，当时的中曾根内阁只好大张旗鼓地缓和对房地产的限制、积极投资兴建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在不动产开发等土木工程中引进民间竞争机制、提出迁都设想等等，并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对不动产投资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修改证券交易法、放宽企业上市资格标准等举措把民间资金吸引到股票交易市场。这一系列动作导致日本的地价和股价从1984年左右开始上升。特别是日本银行在放贷时片面强调土地担保这一前提条件，而地价暴涨又使得银行贷款抵押物被过高估价，土地担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预防风险的作用。这是促使日本经济泡沫化的直接原因，是泡沫现象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起点。

　　从1985年初开始，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对外汇市场的各种限制措施。到这一年9月22日，发达国家五国财政部长会议在纽约达成通过协调行动促使美圆贬值的广场协定，仅过两天日本中央银行就大举抛售美圆、收购日圆，导致日圆汇兑行情出现空前的涨幅。特别是10月24日日本中央银行进行短期利息走高诱导之后，日圆升值倾向终于变得不可逆转。从1985年9月到86年8月美圆兑换日圆的比值从1：240下滑到1：152。特别是在1986年7月提议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正式名称为"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12）送交首相之后，日圆更是急剧升值。与此同时，日本中央银行放松银根，不断施行低利息政策，连续五次调低法定贴现率使之从5%下降到当时的历史最低点2.5%。这是泡沫经济的另一个起点。

　　总之，在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央行再三采取低息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市场，政府的制度性举措以及鼓励"能挣会花"、"以钱生钱"的大众传媒又为人们利用这些资金购买资产（特别是不动产和股票）提供了充分的诱因和中介机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促使地价和股价不断飚升。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税收制度提供种种优惠措施吸引群众对不动产投资，而担保制度则为银行贷款大开方面之门，这两项制度之间共振的结果，就是土地的泡沫化。

　　与日本经济泡沫化的条件相近的状况也存在于当前的中国，特别是贸易顺差激增的事实和人民币汇率偏低的呼声这两种因素已经显露出来。

　　200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831亿美圆，2002年则达到1031亿美圆的新高，远远超出同年日本的700亿美圆顺差 13。虽然日本指责中国有廉价倾销的嫌疑，但迄今为止美国并未像当年对付日本那样强迫中国扩大内需以维持贸易均势，甚至像没事似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勃兴现在不仅不构成威胁，相反倒有利于美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全球化进程 14。至于通过国际协调行为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意见，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最近在七个工业国组织央行国际会议上再次加以提倡，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15，尚未达成共识和决策。

　　但是，如果不出现意外的事态，预计在三、五年之后中国将很难避免人民币国际化、完全波动行市制的引进以及经济摩擦的激化。而中国银行的呆帐和不良资产的比率也非常高，例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占全部贷款的26% 16（比较：1992年大藏省和央行公布的大银行不良资产金额为8兆日圆、占总资产的1.3%，但实际上当年大银行不良资产金额为12.8兆日圆，1999年全国所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金额为30.3兆日圆 17，在会计帐面上还是低于中国的不良资产比率），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演化成金融危机。到那时能否避免重蹈日本二十年前的覆辙则是我们现在就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Ⅲ. 三次决策失误：坐失解决经济泡沫问题的良机

　　日本经济泡沫现象的破灭以及随之出现长期萧条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9年末到1991年夏。尽管在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连续三次提高法定贴现率，大藏省也开始限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不动产业和土木建设行业放贷，但仍然不能控制泡沫的膨胀。股价在1989年12月29日升到顶峰，然后急剧下滑。1990年，日圆、债券、股票同时贬值，泡沫开始破灭，败象毕显。另外，股价和地价的下降导致信贷担保物的贬值，金融机构为避免债权损失而迫切要求债务人企业尽快偿还借款或追加担保，这就迫使有关企业转让自己保持的股票和不动产，结果大大助长了出让股票和土地的风潮，导致股价和地价的进一步下降。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时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经济的挫折很快就会得到克服。

　　第二阶段是1991年夏到1996年春。日本采取扩张财政的政策，央行在1991年7月降低法定贴现率，大藏省停止对资金流向的总量限制。从1992年3月到1995年9月这段时期，日本政府先后7次提出和实施了刺激经济景气的紧急对策或综合性对策，为此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60兆日圆，其中货真价实的附加性支出占一半。1993年有关部门曾经一度宣告走出谷底，1995年和96年日本景气也确实略有回升。但是，在日圆升值到1美圆兑80日圆的汇率压力下，日本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扩大财政、放松银根的政策，结果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泡沫后遗症恶化的事态。

　　第三阶段是1996年4月到98年8月。日本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现有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之中，开始对各种制度乃至整个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在金融方面决定采取"大爆炸"的举措，在财政方面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在经济管理方面推行大幅度松绑的自由化路线，并把通过增税的方式重构财政作为最优先的课题。

　　第四阶段是1998年8月到2001年4月。为了刺激景气不惜施行极端的财政缓和政策，连续两年追加公共投资，并推迟结构性改革以及金融机关呆帐和不良资产的处理。然而，在1998年末以拓殖银行和北海道银行合并方案遭到拒绝为标志，金融亏损的处理不再规避破产程序，从此1975年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

　　第五阶段是2001年4月到现在，小泉内阁提出"改革无禁区"的口号，试图强制性实现结构性改革的"硬着陆"，但收效甚微，并开始遭到强烈反弹。小泉内阁在2002年10月发表的"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的策略以及综合性滞胀对策"只是对银行和自民党主流派的抵制进行让步和妥协之后形成的一个怪胎，致使那些期待改革的人们大失所望。另一方面，日本似乎也开始摸索在重新军备化（改宪、海外派兵以及寻找经济新动力）、外交（价值同盟的建构）以及区域经济（东亚共同体的设计）方面寻找出路的可能性。

　　在上述过程中，核心问题是怎样清除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和呆帐。起初大藏省提出的是"软着陆"方案，避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对社会的冲击，在维持原有机制的前提下逐步缩小不良资产，等待景气回升来消化之。为此，针对地价猛涨的偏向而采取总量限制的措施（1990年3月27日），遏止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针对大规模呆帐和不良资产而两次制订住宅专门金融机构的整顿计划。在1995年6月以后采取母体行主义方式兼并破产金融机构，避免进入清算程序。可以说，这是最后一次"保驾护航"式的行政干预，是"1975年体制"的回光返照。在该措施也失效之后，日本就进入了"大爆炸"的巨变时代。

　　这是否意味着"软着陆"方案完全行不通呢？倒也未必。日本的经济泡沫有没有可能及时化解以避免贻害过甚呢？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如果做一回"事后诸葛亮"就会发现，在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