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从未上过学。估计1992年这类失学儿童约128万人。所有进入小学的儿童中，大约有58万（占总数的5-6%）在完成学业前离开了学校。这些儿童中，75%是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读不到三年级 。卫生部的资料 显示，20-30%的贫困农户受到严重疾病蹂躏，其中半数贫困农民被疾病折磨得一贫如洗。在这些地区，每100名儿童中有60万人死于营养不良，村民如果得了重病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坐以待毙，二是举债求医。民间组织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在调查过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六省、区的320个县之后指出，有15407个村子没有任何医疗服务存在。　　如果再看一看社会中上阶层的构成，则令人更感到寒心。手握重权并善于权力商品化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掌握国有资产并善于为个人牟利的"穷庙富方丈"--国有企业的老总们，通过寻租，通过巧妙地把国有资产转化到自己口袋里而发起来的所谓私营企业的老板们（不全如此，但不得不承认，这些情况占据了相当比例），以及行业巨额亏损却在心安理得领着高出平均水平几倍工资的航空、电信、金融等国家垄断行业从业者们。虽然没有现成的统计数字，但大家都能感觉到他们在中上阶层中所占的比例。难怪有人不无偏激地说，"勤劳致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可怕的是持这一看法的人群已绝不是少数。既然勤劳不能致富，那么巧取豪夺、肉体交易、　　权钱交易、盗窃、抢劫就会成为一些人的必然选择。至于世态人心的堕落则自不待言。
        美国经济学家罗尔斯指出，在市场经济中，金钱与权力经常是可以互换的。收入差距一旦扩大，获得更多金钱的那些人很可能获得更大的权力，而权力的不均等又能成为收入和财富进一步扩大的源泉。这一切意味着，收入差距扩大后，收入和财富的多寡常常不能取决于人们的努力程度。中国的实际正好为这一论断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乃至文化领域的权贵们正在通过大联合，实现从各自领域向其他领域的全方位渗透，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我们看到大批官员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人民币，如四川省交通厅的原厅长刘中山侵吞国有资产案、副厅长郑道访收受巨额贿赂案、厦门远华走私案、举国注目的胡长清案……其基本特点无不是手握重权的官员和企业老总们相互勾结以窃取私利。同时，我们看到经济领域的权贵们，通过募捐或者行贿等手段，开始在政府有了自己的"靠山"、"代言人"，他们的呼声越来越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另一方面，本应承担社会良知和批评者角色的人文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充当着经济权贵或者政治权贵们的"吹鼓手"，不遗余力地替新老权贵们鼓吹，从而把持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和文化领域，以取得权贵们的欢心。很多大学乃至部分名牌大学，也放下架子，无论一个人，道德如何沦丧，致富如何巧取豪夺，学识如何浅薄，只要肯拿足够的"MONEY"，什么学位，什么"名誉教授"，随时发放。一时间，经济权贵、政治权贵、文化权贵们齐吹一把号，同唱一个调，把社会的弱势群体遗忘的一干二净。他们的死活，已无关大局。社会的发展俨然成了新老权贵们的大联欢。
稳定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与民主
　　应该说，既然出于效率的考虑而设置了各类组织，而不得不把大量资源的控制权交付（托付）给个别人来运做，来管理，那么权贵的形成就是一种必然。由于天赋的差异，出身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以及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人和人之间形成了差异，并形成了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差距是一个可以理解，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史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平均主义有着深厚历史土壤的国家，打破平均，形成与能力、贡献相当的差距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如何促使更多的人们参与到发展的进程中来，并获得发展的福祉，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第一个人文发展报告(UN.1990.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强调把人的需要、期望和选择放在一切发展活动的中心，指出，贫穷民众最需要的东西，是食品、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教育培训和工作选择的机会。实际上，一旦社会能够有效提供贫穷民众最需要的这些东西，将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我认为，社会稳定器主要是：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以及民主。通过它们，可以部分地解决以上问题，一方面使社会的弱势阶层生活得以保障，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改善；另方面使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让弱势阶层、底层的人们看到，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的希望。

　　就业是人们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参与发展成果分享的主要途径。工作者既可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社会地位，又能把自己的才智、能力贡献到社会发展中去，并成为社会网络中的一员，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实现。否则，就会导致公民缺乏经济来源，造成深重的被遗弃感等社会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就显得更加重要。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就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做过系统的分析，实质上充分地论证了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对于促进就业的巨大作用。目前中国正处在就业压力最大，失业率最高的历史时期。据估计 ，城市实际失业率为8%，农业部门不充分就业在45-50%之间。而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增长。8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90年代，经济增长率为10.4%，就业增长率为1.1%，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06，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0.106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比80年代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了2/3。可见，实行促进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就业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尽最大努力使所有劳动者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工作而获得有保证的、可持续的生活条件"（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是多么必要和迫切。

　　教育是提高和增强人们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相应参与发展成果分享的能力的第一渠道。父母亲所拥有的知识可以提高家庭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越南的数据 表明，如果家长没有受过教育，则生活于该家庭的人生活于贫困线下比率为54%，家长受过中学教育者，其比率为41%，而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其家庭人口的贫困率为12%。可见教育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重要地位。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而高等教育则是造就中产阶级的重要途径。对于城乡分割严重，户口壁垒森严的中国而言，要想打破出生地、出身带来的不平等，最主要、具有普遍意义的途径也是高考，乃至考研、考博。当前很多考研者的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心态，对此我深表理解。一个社会，起码得给人以向上层流动的正当渠道吧？在这个问题上，令人十分担心的一种倾向正在愈演愈烈，即教育的高收费问题。越来越高的经济门槛正在替代以往的学习成绩的门槛，对于穷家子弟而言，高收费意味着出路的断绝和希望的破灭，意味着贫穷的代际遗传，意味着因为经济权力的薄弱导致获得知识权力（机会）的丧失，以至获得政治权利（机会）的丧失。有什么比把运动员无端拒之场外更让人绝望的呢？而且，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人力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但这无疑是维持持续的增长所必须的。东亚奇迹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快速普及初级和中级教育，从而在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保障网。累进税则是建立社会保障，减缓收入分化的基础。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税收征收的比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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