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使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2．通货膨胀与人民生活条件改善 

短缺经济的消除可以在长期内渐进进行，也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对供求比例的突然改变实现。但后一种发展方式要想永久消除短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必须预先达到一个最低水平。[13] 俄罗斯就是在尚不具备以上最低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式改革，例如私有部门几乎不存在，国有经济仍受到过多保护，市场准入自由和竞争机制还没有形成。这样，短缺与通货膨胀并存就不难理解了。

转轨以来，俄罗斯恶性通货膨胀的迅速发展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所导致的经济严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1992年1月放开物价后，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高时达到4位数（见表2），近年来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两位数。为抑制通货膨胀，俄罗斯长期推

表-2               1991-1998年通货膨胀率变动情况（与上年相比，%）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通胀率	160	2509	839.9	215.1	131.4	21.8	11.0	84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 

行过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造成市场上货币短缺，生产性投资严重萎缩，生产急剧下降。随着经济的持续下滑，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生活状况迅速恶化。严重通货膨胀导致普通居民银行储蓄损失达50%，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90年的0.292提高到1996年的0.434。俄官方承认从1991到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 。[14] 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俄罗斯统计年鉴（1999）》资料，各类食品销售指数以1990年为基期100，到1998年蛋类、水果、奶制品、鱼类、肉类的销售指数分别为40、58、77、80、86，而维持最低生存条件的面包和土豆的销售指数却提高到114和110。目前，俄罗斯全国仍有近3000万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最低收入标准。

1977年以来，我国先后有过几次通货膨胀高峰。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为6%，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为8.8%，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8.5%、17.8%，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3.2%、21.7%和14.8% 。经过对过热的经济进行调整，1996、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回落到6.1%和5.0% ，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随着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以改革开始的1978年为基期指数100的话，1980、1985、1990、1995、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27.0和0.569、160.4和0.533、198.1和0.542、290.3和0.499、383.7和0.39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139.0和0.618、268.9和0.578、311.2和0.588、383.7和0.586、483.5和0.491 。[15] 从上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了近4倍，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近3倍。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首次降到了0.5以下，比1978年低了18.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也首次降到了0.4以下，比1978年降低了18.3%，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3．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比较 

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折和变革，不能不付出代价，但俄罗斯的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经济急剧下降，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严重。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统计，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8年的0.49，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标准。截止1999年底，俄全国有1/3的人口，约5000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达870万。[16]俄罗斯收入最高的10%人口和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比，从1990年的8:1增加到1996年的13:1。经济滑坡导致社会保障水平低，人民生活压力增大，自杀和死亡率上升。俄罗斯的自杀率从1992年的10万分之31，增长到1996年的10万分之39.4。[17]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如果每10万人中有20个以上的自杀者，那么这一比率就相当高了。转轨以来，俄罗斯人口平均寿命降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90年代俄罗斯人口死亡率居欧洲之最，死亡率超过出生率2倍，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俄罗斯的人均寿命也由苏联时期的70岁，降到2000年的65岁，其中男性只有不到60岁。[18] 在90年代前5年俄罗斯死亡人数的统计表明，年龄在20-49岁的男性占了绝大多数，男性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不到47%，而且还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男性人口高死亡率与失业、收入减少、生活压力大、酗酒等有关。 

另外，激进改革迅速打破原有经济体制和秩序，而新的体制和机制又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经济活动的无序和失衡使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寻租”活动猖獗。再加之政治斗争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普遍不满和怨愤，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精神道德的失落，从而导致滥用毒品、暴力、犯罪等各种消极社会现象的出现。

中国由于采取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尽管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贫富悬殊、失业、腐败等社会问题也愈加突出，但由于经济的较快增长使绝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中看到国力的强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通过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使社会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总体上社会能够基本保持稳定。

四、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综观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在国内外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因素的作用下，快速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导致经济大幅滑坡，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俄罗斯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俄罗斯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技潜力，以及极为丰富自然资源优势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只是时间的问题。新世纪初以来，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复苏使人们看到了俄经济发展的一缕曙光。[19]同时，中国在总体成功的改革中也隐含着很多困难和危机。虽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明显的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据测算总数大约有1.5至2.1亿人。[20] 中国社会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无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有中国学者测算目前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加权平均后在0.32—0.35之间。[21] 但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标准，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虽然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可以使这一标准相对放宽，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严重社会现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失业现象日趋严重，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而且老龄人口比重日趋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这一切都使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为7%—8%，但隐性失业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此外，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利益，中国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明显。而且进一步经济改革中，深化产权改革、结构调整、“三农”问题将日益突出。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

汪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