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 “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其三，启动了经济货币化。 1978 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 万亿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 221亿。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职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营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 1000 多亿，而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约1 万亿。

    到20年后的1998年， GDP 约10万亿，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万亿。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

    经济货币化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以此既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向社会转嫁亏损。最终形成1998年 M2 与 GDP高达 135％的比例（美国为67％）。

    另一方面则出现各地竞相追逐外资以促进地方资源开发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 1995 年就超过 45 ％，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而同时，有些地方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已经造成了自己不可持续的后果，而且还试图向其他不发达地区转嫁。

    2 、金融资本垄断形成，并且异化于产业资本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取消黄金本位的货币发行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并且，货币不断超发必然导致金融资本的权利垄断。还由于 M2 高比例大于 GDP，金融资本不可能“分享社会平均利润”，于是，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必然 “异化”于产业资本，追逐自己独立于实物经济之外的超额垄断利益。

    其后果是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一方面生产领域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资本过剩、资本市场过度投机，中国也出现了经济的初步泡沫化现象。这也是社会收益分配向垄断部门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的主要解释之一。 四、结语

    中国50年中3 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复制翻版的工业化进程，最大的收益仍然是摆脱了百年 “挨打”的境地，在冷战和核讹诈时代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基本完整。因此可以认为， 50 年代建立的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服务于国防的 “公共品”，本质上不能用是否适应市场经济来衡量其成败。其本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也是主要承担国家财政和政策贷款投资的战略性大型经济开发项目，例如西部开发等。

    同时也应该了解，我们3 次对外开放接受的，仍然是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不断调整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这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情况雷同。对此，我曾经在国内外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各种讨论中提出过。一直就认为那次所谓“金融危机”其实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追随复制西方传统经济结构问题的外在表现。尽管我从来没想过要作经济预测。但确实在 1994 年就比较全面地提出过对金融危机的预警，是年 11 月《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 9月间我和一个美国学者的对话录，题目就是∶ “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 文章发表以后听到负面反映比较多。但时隔不到3 年，果然发生了从东亚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发生以后，有关方面又过于重视技术层次的问题，或纯粹金融业务上的分析，于是我又在 1998 年写文章，认为这次危机发生根本不是金融风险防范的问题，实质是东亚国家复制翻版传统结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不利的是中国工业化开始得早，资源环境破坏得严重， 50 年来人口还增加了 1.5倍；因此，照搬式的制度改变面临的资源约束更严峻。有利的是在劳动力长期、绝对过剩条件下，既可以保证传统产业使用活劳动的最低成本，又没有工人运动；因此，东部落后产业可以利用中西部贫困地区流动打工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长期存活。

    最近关于中国加入 WTO的讨论中，很多人寄希望于引进外资来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这在现象上类似于 “第二次开放改革”，亦即与 70 年代末期中央政府引进外资调整工业结构的情况雷同。那次的代价上文已经做了讨论，可以作为对当前形势分析的依据。

    如果我们愿意以这 50 年的经济发展为线索看下去，今后符合规律的趋势可谓 “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其一，资本相对过剩条件下的对外输出，与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结合。其二，以权利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内外融合。不过，如果真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就需要有比国内农村更为广大的承受代价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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