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连续两次全面“换装”的紧迫需求下，主动要求、全面接受了苏联援助的大工业产品和二手设备。只有完全依靠苏联提供的图纸、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才能节省启动成本，降低中国进入工业化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科技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 “进城农民干”，实行 “手把手，传帮带”。 于是，就在这样完全复制翻版的国家工业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这就是 50 年代的“全盘苏化”。 我认为，没有这种“全盘苏化”，就没有中国的初步 “国家工业化”。 接著的问题是∶中国开始 “一五计划”、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苏联已经进行“六五计划”了，双方的差距是分别处在前、后工业化的两个历史阶段上。

    苏联在完成国家工业化、形成大生产之后，产业门类齐全和专业分工必然要求大规模交换，因此，也必然全面调整在国家资本积累阶段发挥重大作用的斯大林主义政策，这是苏共20大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正在进行刚刚开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尤其中国一五计划形成了大工业的初步生产能力、正在追求资本增密和技术升级的时候必然进一步加强集权体制，不可能随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调整自己刚刚照搬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于是，发生中苏两党大论战，两国关系随之迅速恶化。

    5 、自力更生与经济危机

    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即受挫，不得不强调自力更生， “愤”发图强。其中就有如愤发地搞核武器、石油基地和大型水利工程的伟大成绩。但是，如历史上秦、隋两朝，在烽火连天的同时大兴土木导致府库空虚、民不聊生，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当时政府财政确实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自身既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 1959－61年以 “3 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 千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然后，随农民悲剧式反抗而来的，是以 “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就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 “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

    二、第二次“洋跃进”∶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1 、引进欧、美、日石油化工和轻纺设备，调整重偏斜的工业结构虽然中国50 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初步形成了军事需求导向的国家工业。然而，这种对夕阳产业 “复制翻版”的重偏斜的工业，既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完成经济过程，也不可能象苏联和西方那样通过战后资本输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尽管中国整个60年代都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还经历著痛苦的经济政治调整，其间在 1967 －69年发动了第二次涉及约3 千万城里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重结构”问题的制约不可能根本解决。

    当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根本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之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 1972 年向西方打开国门，中国在作出调整周边关系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终于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改变经济结构的条件。当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调整了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大规模引进使中国农业由于1972-74 年化肥产量翻番而产量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 “的确良”和洗衣粉。

    70年代这次对外开放，与 50 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 “手把手、传帮带”，从而节省技术和管理成本的优惠。进而，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还得转变过去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制度体系），才能适应现在照搬进来的西方生产线。这种制度改变，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表现。

    2 、财政危机的再次发生和经济形势恶化

    由于主要依靠引进项目调整工业结构，中国出现了与 “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 1974 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 100亿；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 800 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随之1974年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这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接著，据说是华国峰同志在 1976 －77年领导了更大规模引进外资，那时提出的“上它一百多个大项目”， “上他几十个大庆”，被后来人批判为“洋跃进”！

    那次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结果，是造成1978－79年在财政收入不过才千亿左右的条件下，连续出现每年 180－200 亿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国家在 1979 年第一次 “超发”了 400亿货币，这又使得城市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3 、危机压力下的“改革”

    在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之下，中国从 1980 年开始，不得不在城市实行 “关停并转”，大批职工下岗。而在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绝对权威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再通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向农村转嫁城市的就业压力，而且还得落实政策允许知识青年回城。当时大约4 千万青年待业，是造成社会性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接著就是针对性的两个“严打”运动。同时，中央政府在 1982 年终于同意在全国推行以农村大包干为代表的体制改革。

    尽管8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危机成因与过去有本质上的差别，但50年代末期以来处理危机的做法及其作用，几乎演变成为习惯性的应对程序∶人们在 1989 年和 1997年感到“关停并转”又被重复使用之后，仍然以造成大规模社会性犯罪为直接后果，当然也逻辑性地导致 “严打”运动和政治趋紧。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代价。

    可以说，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派生的，其内容方向的不同，一般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唯独 “农村改革”不同∶无论1950年土改、 1960年 “三自一包”、 1982 年 “大包干”，还是 1998 年的“落实30年延包”，都类似于历史上以 “均田免赋”为主要内容的让步政策。然后是小农经济和村社传统的恢复。由于这种向传统复归的“改革”与国家对外开放和复制翻版工业化导致的制度变迁不可能吻合，才使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更有历史意义上对立性。才使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承认，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三、第三次∶最近20年的对外开放，及其必然导致师法西方的体制改革最近20 年开放带动的改革成绩斐然，但实质上仍然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复制翻版”，只不过从师法苏俄改为师法欧美。

    因此，学界才继续著毛泽东提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规律现象∶ 50 年代照搬苏俄者，党内专家也；异议者， “右派”也。 90 年代照搬欧美者，学术带头人也，异议者， “左派”也。在两个极端上跳舞的不良倾向，似乎永远是主流。难怪那些已经进步到“摸著石头过河”的政治家看不起我们的学者。在政治家眼里，无论当年的党内专家，还是当前的学术带头人，虽然唇枪舌剑水火不相容，但其实都还停留在 “邯郸学步”阶段。

    1 、“奇迹”背后的三个不同

    1978年以后的20年城市经济发展被世界称为“奇迹”，虽然基本上是依靠引进外资复制翻版工业化，但与前 2次的有所不同∶

    其一，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基础。由于已经有了前 30 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国资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换的基础条件。

    其二，利益主体形成。由于国家在 80 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 “拨改贷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