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
再次，“花钱真能买到机制“吗？假设能买到，那到底应该多大成本？
笔者不是要全面否定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对民族银行业改革的作用，而是认为我们的决策者、专家，不要本末倒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本，民族银行业的发展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外国资本家”，否则真会“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坚持共和国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二）难道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经济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吗？为什么不能首先鼓励和允许民族资本参与民族银行业改革？我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和金融界很多专家进行交流，被告知：假设由民族资本参与银行业改革，那些目前利益集团代表者未毕能得到真正实惠，比如年工资收入、期权等等，假设给了“鬼子”，他们既享受“领导干部“待遇、又享受“资本家”待遇。
据《财经时报》记者牛丽静报导：
ü         截止目前，外资共参股15家中资银行；中外合资成立的基金公司有19家(其中，2004年以来成立的有11家)；外资参股和控股的保险公司有19家。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预计出让的股权总标底超过200亿美元。 
ü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速度之快由上述数据可见一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对内开放还存在诸多限制。很多私营资本谋划成立民营银行多年，但至今未有实质进展。民营企业在金融领域所受限制有例为证。据传，温州民间游资多达5000亿元，其中用来炒房、炒油、炒煤的达2000亿元。温州一些企业家因此想通过一些创新方式利用这些资金，去年，9家民营企业联合成立名为中瑞财团的金融控股公司，希望搭建一个金融平台。该财团一成立似乎就引起监管当局的恐慌，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该财团进行监控。银监会通告所有银行，对这9家股东企业的贷款要谨慎对待，于是，工行不得不终止其与中瑞财团签订的协议。中瑞财团投资的项目旋即也被叫停。 
（三）国际金融的职能是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本的边际效用，这必然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因此当今世界金融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如果一国金融业控制在别国手中，那么和殖民地又有何区别？难道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不清楚“金融软肋”曾带给中国的耻辱吗？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两个事件：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必须向日本支付两亿两银子的赔款；第二个是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清政府被迫签定庚子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清政府一年的所有税收大约8千万两，2亿两甲午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当时两年半的税收。而庚子赔款的4.5个亿，就几乎是其6年的全部税收了。
　　单说甲午赔款，当时签协议时规定，清政府必须两年以后交清赔款。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可以有这样几个选择：第一，发国债；第二，借外债；第三，卖土地，也就是向日本割让更多的领土，但是从民族感情而言，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时就要尽量考虑通过金融借贷来解决这个问题。
　　清政府在1895年至1897年间试过发行一亿两银子的名叫“昭信股份”的国债，利息5%。可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银行体系，也没有投资银行，国债的销售谈何容易！试过一段，只销售了一千多万两银子的国债，就被迫停止。最后清政府被逼无奈，不得不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一些国家的银行借外债。
　　借外债与在本国国内发债有很大的差别。外国银行的权益怎么保护？即使可以给予外国银行抵押，但是拿什么做抵押呢？或许有人以为可以将故宫作为质押品，但即使外国人能够接受这种质押品，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一旦遇到中方赖账的情况，作为债权人的外国银行和外国投资者也不可能把故宫接管过来。如果强行接管，那么全体中国人民都会出于民族尊严而反对。因此如果清政府想借外债的话，就必须给外方银行提供可以接受的质押品，这种质押品不可以是不动产，惟一可行的质押品只能是某种现金流权益。当时清政府的现金流只有税收。从金融契约的监督执行角度而言，因为外方银行不可能派人来接管中国的地租、地税，所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外最后达成了共识：用海关的关税作为质押品。因为当时的关税只在几个口岸征收，比较集中，方便验证。特别是通过英国人掌管中国海关，负责监督和管理关税的收入流，增加了海关关税作为抵押品对中外双方的可接受程度。我们当然认为这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同样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排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中国的金融业不发达逼出来的。
　　与对日本的2亿两赔款相对应，后来的庚子赔款也使清政府面对同样的情况。到1901年，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是不发达，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外债还是惟一可以依赖的途径。
我们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遭遇的苦难，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银行业发展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是多么重大了。
同时银行业对目前本国政府、企业、居民个人而言，不仅仅提供更为便捷的支付、清算、结算、汇兑、信贷融资等功能，更为主要是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都可利用金融产品把任何一次性的大开支尽量去摊平，让这种大开支不至于把一个政府、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拖垮。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国银行业”，短期巨额支付所能带来的冲击会是很致命的，人或者国家的自主权在短时间内会很容易被牺牲。上面刚讲到的那2亿两银子以及后来的4.5亿两庚子赔款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清政府最后破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英国能否建立起18、19世纪的大英帝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必须承认金融发展为英国从17世纪末开始崛起提供了力量。在1700年之后，英国政府大举国债，在18世纪中，其国债最多时大约是当时英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英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国债利息。按照当时英国2%至3%的国债年利率推算，那时它的总负债差不多是其财政年收入的15到20倍。换句话说，那时英国政府的负债程度远比庚子赔款之后的清政府严重，是后者的两倍。然而，晚清政府被这些债务拖得破产，而债务负担相对更严重的英国不仅没破产，反而在那之后变得更强大。
我们再有个疑问？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和金融一体化呼声最强烈的美、英、德、法、日等国都能够保持母国金融业的本民族化？再看看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泰国，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银行业“国际化”带来的灾难和付出的代价！
（四）银行业改革不能简单的复制汽车、家电等工业改革。银行生产的不仅仅是一辆性能价格比的汽车或者一台电视、冰箱。工业企业、工业产品呈现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特性，产品基本是可以被贸易的、也是可以被贴牌的，当然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将研发、生产、营销进行完全分割的，所以生产企业的组织形式、商业模式是可以在时间、空间上被细分。而银行缺不然，它的研发、生产、销售是精密相联的，是一切以一个特定区域、特定客户为特定对象进行的，更多的产品不是“流水线”下来的，更多产品研发是不能拷贝、也不能通用的，必须要适应服务对象的文化、习惯、嗜好、行为等等，因此更多体现为个性化产品，而更多产品是通过一系列总体解决方案来体现的，试想一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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