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它与译入语语言形式、文化就越是融合无间，译者个人的渗入成份就越重，它与原文的距离也就可能越远。傅雷“高老头”中译本艺术上的成功使它比别的译本可能更接近原文，但同时正是这种成功使我们有理由说它不是巴尔扎克写的。 

    以上讨论显示，证明“忠实”目标对于翻译的重要性、科学及艺术手段必要性的过程也就是揭示它们之间矛盾的过程，它一步步使我们认识到这种矛盾的错综复杂性。 

  “忠实”是翻译概念中的必有之义，但从一开始它就感到它的对象飘忽难定。它注定要经受“该忠实于谁”这个问题的折磨，要把阐释学中所有的纷争、困惑都上演一遍。 
    科学化是翻译为了实现其忠实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它与生俱来的渴望。然而现代语言学、现代批评理论观照下的语言所具的本质却使得科学无法将整个翻译过程纳入它的系统范围之内。 

    艺术似乎能够帮助科学完成它的任务，然而它的手段是引进差异、叛逆。而这恰恰是科学精神所不能容忍的。 
　 
    科学志向高远，可是由于语言的阻抗它无法使翻译高飞；艺术这对飞翔的翅膀又被科学限制了振动范围，翻译便显得像是在这两难处境中讨生活。科学当然期望通过不断地自我完整有朝一日能够独立完成它的使命，可是它注定永远摆脱不了艺术这个不总是受欢迎的朋友。艺术的天性是奋翅高飞，可在这里它却不得不时时忍受受限制的痛苦，翻译的特殊的痛苦。 

科学与艺术之间这种虽然互相依赖却又互相排斥的关系是科学论与艺术论之间长期争论的根源。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论者的各执一端，不及其余。争论双方不但各有其道理，而且各自道理中都隐含对另一方的否定，承认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对双方都意味着承认翻译内部包含难以调和的矛盾。就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它必须正视“忠实的手段是叛逆”这个事实，即使是有限的叛逆；而艺术论则必须接受“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艺术”这个痛苦的悖论。 

    翻译中蕴含的所有这些矛盾吸引了许许多多人们为研究它付出努力，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理论上的难题，许多被斥为“已经把我们折磨了不知多少遍”的“陈词滥调”。理论出于其内在逻辑的要求，当然要坚持不懈地建立一种体系，使所有矛盾都能在其中得到解释，但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简单地降低“忠实”的要求，使其成为一个可选项，付出的代价太大。另外一个极端是割断手段与对象的任何联系，堕入完全的不可译论，可是这不但在理论上没有意义，也为实践所不容许。还有一种倾向是建立翻译中“艺术创造性与科学忠实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做法貌似深刻，却很容易流于浅薄皮相，结果可能只剩下一具思维定式的空壳，却把翻译中科学与艺术的矛盾本质掩盖起来。我们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例如它们都是为了实现“忠实”的目标；也应该承认两者之间一定程度的互相依存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由于一些外在因素一翻译的“忠实”目标、其对象的特殊性质等一而产生了联系，这样在理论上它们就有可能矛盾多于统一，互相排斥多于和谐融合。例如，如果一篇译文单独看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它必然得益于许多科学因素，描述这种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得上关于辩证统一的整套术语，但是从翻译科学的角度看这篇译文却仍可能因为没有做到忠实而是一个失败。不妨这样说，翻译中存在着两种科学，翻译的科学和一种类似于创作中的科学，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但却不像后者服务于艺术从而与之处于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之中。它以忠实为其最高目标并因此更多地外在于艺术。正因为如此，翻译理论“割裂性”地沿着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不同方向发展才能各自取得目前已有的成就。探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大有收获，但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否则无以解释理论界何以会有长期激烈的争论。 

  　最后，正是因为翻译中这些错综复杂矛盾的存在才给了各种理论发展的广阔天地，也奠定了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使它在和语言学、阐释学、批评理论等许多学科息息相关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将成为这个人文交响乐中一部永恒的变调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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