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永远推不。上山顶的那块石头,给人精神上—种经常不断的压力。从这个角度看,对“忠实”标准的摒弃便显得像是企图以退却回避矛盾,从而摆脱重压,取得彻底自由的悲剧性努力。称之为“悲剧性”,是因为抛弃了“忠实”,也就敲掉了翻译这门学科的基础,持论者自己也就将患“失语症”:所有关于翻译的批评都将失去其特殊性,无以别于阐释学、创作论或其他什么理论,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称自己谈的是翻译呢? 作为主观姿态的“忠实”之所以具有价值,就在于它必须向作为客观标准的“忠实”靠拢,使两者尽量重合,使阐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复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理论上说最好的手段便是科学。 应该辨明,翻译中的科学与绘画、音乐中的科学并不相同。仅以前者为例:尽管绘画当中也包含不少科学成分,但总的来说它仍然是艺术。其中的色彩调配、画布光洁度等都是纯物理性质的现象,甚至画面各部分的比例、明暗与色调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科学的分析,但这些并没有使其成为科学,因为最终决定一幅画成功与否的,是画家笔下的艺术创造能力。而翻译中的科学以实现“忠实”为其最终目标,因此不承认自己只是艺术的附庸,而要求占据统治地位。它实际上相似于科学家为了防止秦俑出土后色彩脱落而作的努力:他们研制出—种药水,—经喷射,秦俑的本来色彩即可保留:在这里任何艺术的手段,任何创造性的想像都可能扭曲原貌,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同样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是,应该认识到翻译对于科学的追求有其必然性。在形式上,翻译的科学论虽然表现为现代科学精神的产物,尤其是飞速发展的语言学的产物,但在实质上它深深植根于对客观忠实的渴望中,翻译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它的存在基础,因此我们不可以视之为从外部强加于其上的一种手段而轻易否定。 “翻译的语言学情结”这—提法形象生动地揭示了翻译—与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艺术味很浓的传统译论中,也时时可以见到科学精神的踪迹。严格地说,以科学精神分析翻译的萌芽早在东晋释道安的“案本”说、“五失本”的论述中已经出现了。当然,只是到了现代,有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才真正有可能打出翻译科学论的旗号,才真正有可能把侧重点放在科学的基点上。“等值”、“等效”之说与艺术论的分歧,并不在一个“等”(equivalence)字上(传统译论如“化境”说中的“精神姿致依然故我”不也是“等”么?),而在于它们把科学精神贯彻到整个翻译过程中去。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翻译理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变得越来越精细、严密,越来越朝着规范化、可操作性的方向发展。 彻底的科学化如果可能,将导致一个唯一可以接受的译文,该译文将可以经受起反复回译的考验。 然而科学论,不管开始时它多么满怀信心,却终不免陷入深深的困惑。一方面,它确实做了、并将继续做出有意义的工作,尽管有人斥之为“死胡同”,人们仍将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它越往前行,目标就显得越遥远,道路上的障碍也就显得越来越难以逾越。 翻译的科学论之所以陷入矛盾,其根源仍在于前面提到过的翻译对象所涉及的媒介一—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科学无法完成其使命,因而即使很不情愿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艺术。 首先,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虽然科学力图把文本语言中的意义一点一滴落实,但语言却总是拒绝把它的全部意义交出来。事实上,现代批评理论可能会说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不同的译者,依其文化素养、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必然对相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换句话说,作品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其结果,恐怕可以套用—句话说,是“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确实足“接受美学留给翻译的一个悖论”。但只要我们承认翻译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这就是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其次,不同的译者,即使假设他们站在相同理解的起点上,在其表达过程中也必然趋向差异。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因为“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单词总是某—具体的个人使用于另一人。而这个实际环境将决定、转变其意义。”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把他自己也写进去的。该过程同时又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两者结合,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科学,而必须留下—定位置给直觉、推敲、灵感等艺术思维方式。 阐释与表达引进的差异意味着各种不同译文存在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唯一不变的绝对忠实的译文,因而是对科学方法消解的第一步。但真正把译者逼上自觉地运用艺术方法的是语言中的不可译因素:不同语言之间形式上的差异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文本意义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只能存在于原语形式中或原语文化中,这已经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在翻译中,这部分意义的缺失可能影响译文的整体效果甚至使之不能成立。因此,译者必须重新创造,使译文虽然不能与原文相等,却能与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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