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非常不充分，各地区各省相对分割，通过开放的压力消除地区保护，否则将被国外各个击破，可能出现大家都不愿见到的“南进北出”。

同时它对中国的农业管理体制、农业政策带来深刻变化。国内支持政策受限，要根据绿箱、黄箱政策做出调整。随着其他部门的开放，贸易权的改革、国民待遇的实施对部门分割、行业管理的农业提出挑战。现在这种体制可能会让国外产品长驱直入，瓦解所有可能形成的凝聚力。

国内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国内市场的农产品分配面临跨国公司的垄断。当这一产业的企业还没形成的时候，市场已经被人占了，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成长。

他说，我们必须足够的估计WTO带来得种种挑战，当然也会给我们带来机遇。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可能出现国际市场国内化的趋势。在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发挥比较优势，选择对产业化路子，利用WTO的市场规则是可以实现这一平稳过渡的。这种国际化的压力有助于我们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政府必须考虑如何给企业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培养我们的竞争体系和龙头企业，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肉类、园艺等提升为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同时还有利于市场化进程。

◆过渡期短、市场开放大、调控手段受限，中国农业形势严峻

程国强认为，影响首先是宏观方面，由于过渡期短、市场开放大、调控手段受限，因此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很严峻的形势。我们重点关注的农产品粮棉油纺毛，由于国内资源禀赋的特征，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开放后必然受到质优价廉的国际商品的冲击，我国国内农产品主产区会受到不利影响，农民的收入、就业问题将更加严峻。与之同时，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蔬果、肉类产品，原因是它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体现在劳动力廉价上。但我们的产品长期以来按照过去的供求格局来定位生产，在相应的质量、卫生、技术标准上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的要求，本身的科技含量是不够的，在品质上是难以竞争的。而发达国家技术方面的壁垒又比较高，船破又碰顶头雨，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出口受到限制。在这种利益平衡的格局下，从贸易的角度看，进口的冲击要比出口的机遇大。

他说，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解决目前的农村剩余问题增加了难度。对农村的市场化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成功的背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在农村改革还存在不到位的地方，比如最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增长源泉都枯竭了；现有框架下生产的农产品出现普遍卖难的状况，调整还过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现多次反复，市场化进程出现徘徊。直接后果会引发农村社会矛盾，潜伏着很多根源性问题。比如粮食体制改革在市场化问题上取得了成绩，可能会腾出粮食主产区一部分市场，但如果这部分市场自己没占着，反让国外给挤占了，这意味了什么？农村问题事关全局，加入WTO使解决农村矛盾的变量增加了，难度增加了，解决不好潜伏着的问题，将来农村会出大问题。

从具体的产品来讲，基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把农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敏感性产品，按照敏感度排序为大豆、油菜籽、植物油、玉米、棉花、食糖，任何国际市场的变动都会影响主产区的生产者收入和市场格局。另外一种为竞争性农产品，肉类、蔬果、加工食品，只要国内政策得当，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领一定的地位。程国强说，小麦的病害、肉类的疫病给国内构成威胁，在敏感型产品中，大豆及其加工品豆粕、豆油和小麦，因为在品质、单产、成本构成上存在差距。我们规模小没有集约化经营导致成本比较高，由于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如土地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开辟另外的路子来解决。此外我们在科技上也有一些差距，在短期内提高品质技术上很困难。对于有竞争力的产品，不是我们做不出，而是美欧日的技术性壁垒太高。这与我们的企业没有标准的安全体系有关，也与我们的政府有关，政府应该搞好谈判，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一个好的竞争环境，如果人家用贸易自由化敲开你的大门，我们应该用公平贸易来争取国际市场。在其他国家出口补贴没有完全取消的背景下，没有出口补贴、还向农民收“三提五统”负保护的中国产品赢得国际市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