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和实践经验表明：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应依据公共产品的层次和特性，构建政府、农村社区、私人部门、非盈利性组织（也称第三部门）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结构。但目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供给主体方面却存在着严重失衡的问题。
　　（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单一，缺乏政府以外的其他参与者。现行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参与主体受政府政策、产权界定和自身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其表现为：1私人组织（包括企业）参与不够。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致使收费变得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划算。无论是科斯定理提出的解决外部性的办法，还是布坎南提出的“俱乐部理论”，都强调了产权和效率之间的联系。因而，解决公共产品私人供给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公共产品的产权明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不明晰，产权残缺阻碍了私人组织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最大的受益者——农民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供给的激励。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农民同其他多数人一样，都希望由别人来提供，自己能成为“免费搭车者”。2农村第三部门的发展滞后。第三部门通常是指区别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集合，是那些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中介机构，其共同特征是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合法性等。第三部门的主要作用在于它能提供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对多样、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别的公共产品，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在我国，长期以来，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来负责供给，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农村社区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近些年来，不少国家对政府、市场与社区的角色重新定位，特别是把传统政治学、行政学很少讨论的“社区”概念，视为设计未来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由此，“社区主义”在欧美国家几乎已成为拓展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社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化的社会自治领域”，对于解决社区性公共问题、自给社区性公共物品、实现社区性公共利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我国农村，由于乡镇政府职能向村级组织的渗透，村民委员会部分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成了具有行政权力的“准政府”，难以准确的表达农民的意愿，难以发挥自治组织在村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2）供给责任不清，供给主体错位。公共产品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但在实际中，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上不尽合理，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1有关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上的缺位。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明显特征是纯公共产品少，准公共产品多，并且界限相对模糊，加之农村地域的分散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其生产带有分散性，因而政府提供与否的收缩性较大。在我国，当涉及两级或多级政府间的共同事务时，中央政府、各省、市、县及乡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确认、调整机制及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一个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随意性较大。例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计划生育都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资，但实际上这些供给责任推给了县乡政府以及村委会来负责。2乡镇政府在供给过程中的错位。一方面，由于上级政府的缺位，乡政府承担着与其财力极不相称的职能，支出负担沉重；另一方面，由于乡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设置过多，生产性支出处于萎靡状态，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3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供给过程中的困境。村委会是农村社区内的公共物品的组织者，但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乡镇政府经常利用政治权威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推卸给村委会，从而影响到村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中央与地方固有事权及支出责任的界定不够明确。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把本应由自己供给的公共物品，通过转移事权交由县乡政府和农村社区提供。由于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同时，并没有相应赋予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足够的预算资金，只能由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自行解决，事权与财权的不统一，导致了农民负担过重。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负面影响
　　（1）单靠政府提供无法满足农民实际需求，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单一的政府供给主体，因财力限制和供给的强制性很难完全满足农户的有差异的公共产品需求，既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又导致农村党群和干群关系的紧张。
　　（2）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主体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导致农民不堪重负。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政府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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