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耕）或人力挽犁的收获量约是播种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13] 比刀耕提高一半。现代少数民族的这些比便都是较古代欧洲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时间差的关系，人力犁耕由于改善了土壤肥力条件，所以能较刀耕提高50%左右的产量，如就整个刀耕阶段而言，很少可能会突破1：10的比例。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虫灾害等原因，达不到这一比例。同样，进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阶段以后，维持1：15的收获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难望有更大的突破。这种共性的现象是因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约之故。虽然以上所举的是古代欧洲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共性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良渚时期粮食的产量水平还是很有启发的。

不要说是原始农业初期，就是有史以来，黄河流域在秦汉以前的谷物产量，也都是长期维持一个平均水平，增长不大；南方的水稻产量是到了唐宋以后才在总产和单产上有飞快的发展，在此之前，增长也是很缓慢的。强大的汉代江南农业，被司马迁形容为“火耕水耨”状态，把“火耕水耨”理解为经营粗放是可以的，但不能看成是落后的代名词。因为“火耕水耨”是与当时的生态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条件总是与一定的人口相伴随。良渚时期粮食生产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按人力犁耕、耜耕与刀耕的对比，拟定为1：10上升至1：15左右，这样的生产水平也是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在这种生产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生产量的提高，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编织等逐渐专业化的人员，加强了上层统治者王权、军权和神权的地位，增加了他们据有的社会财富。统治者通过加强祭祀，建造极为耗费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高台祭坛，以巩固其统治权力，同时上层贵族死后兴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须随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必然对象征王权、军权、神权和财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钺等追索不已，从而促成了良渚玉器的畸形发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断地制作出来，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产性浪费和负担，无助于全体部族人员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把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优秀壮健的劳动力量，都集中于对玉器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和兴造巨大的祭坛、墓群上，必然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加上沉重的负担，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虽然不能视为良渚文明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考虑一旦发生某种意外事故如洪水、战争、灾变、需要紧急动员全部族的力量对付时，会削弱部族在竞争中取胜或自我保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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