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旅蒙商在蒙古牧区市场进行的是一种不等价交换。蒙古地区的商品贸易，“自昔未尝通货币，……其以物易物，习以为常”⒄。这种以物易物，多以砖茶为一般等价物，但这种交换，不能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也不能看作是劳动力的直接交换，而是以货币价值为背景的，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兹将其商品交换值列表如下：

时    间	地    点	交  换  商  品	资料来源
顺治13年(1656)	库库和屯(归化)	茶叶14包=白银1两	《蒙古中国俄国》1153页
康熙  14年	津本台吉营地	骆驼1峰=20—25卢布	《蒙古中国俄国》1370页
(1675)	(约指车布登)	马1匹=20—25卢布
康熙	杭爱山西北陀罗海	茶1斤=羊1只	《圣武记》108页
		茶10斤=牛1头
康熙  27  年 (1688)	喀尔喀	羊1只=15索尔秘鲁货币单位	《清史资料》五、115页
	科布多	砖茶1块=银5钱	清(佚名)《考察蒙古日记》
	北蒙古	绵羊1只=12—15块砖茶	普尔热瓦斯基《蒙古和唐古特地》

时    间	地  点	交  换  商  品	资料来源
康熙48年(1709)		秫米1石=银2钱	《清圣祖实录》卷240
		小米1石=银3钱
清中叶		12只1岁绵羊=母马1头	转引自《民族关系史论丛》第101、94页
		15只1岁绵羊=普通马1头
		32只1岁绵羊=公牛l头
		砖茶1块=1只1岁绵羊或3张羊皮
		布1匹=银1两2钱
		牛犊1头=银1两2钱
	喀尔喀           察哈尔          青海蒙古	驼1峰=银30—35两 马1匹=银12—15两 牛1头=银12—15两 羊1只=银2—3两 驼1峰=银40两 马1匹=银15两 牛1头=银15两 羊1只=银2—3两 驼1峰=银25两 马1匹=银25两 牛1头=银7—10两 羊1只=银1—15两	《蒙古志》卷3

    乾隆以后，有些旅蒙商携带元宝到蒙地进行交易活动。于是，蒙古牧区除仍以茶、羊为交换折算标准外，在一些较大的商业城镇，如库伦、恰克图等地，开始用元宝做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旅蒙商正是通过在牧区市场进行的不等价交换，获取了巨额利润。如大盛魁商号在蒙古牧区市场每年周转额达银1000万两以上，总财产达银3000万两以上，3年分红一次，每股可分红银1万两以上，另外还积累了巨额公积金。大盛魁在极盛时期，蒙古王公和广大牧民几乎全是它的债务人⒅，每年仅利息可收回折合马7万匹，羊50万只⒆。创办于乾隆年间的包头复盛公商号，极盛时在包头有四五百职工，19处门面，时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复盛公三年一结账，按股分红，每股可达银二三千两，财东山西祁县乔家有13股8厘7毫5，每股按银2500两计，每账可得银34688两，数额亦相当可观。有人把旅蒙商大盛魁、元盛德的财富作了番估计。据说：大盛魁可用50两重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元盛德可使骆驼在这条路上排成两行。

    其次，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使蒙古地区弃牧经商、弃牧运货和弃牧为农之人大量增加，正在改变着社会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蒙古地区原是单一的游牧经济区，“自昔……商业以是而困”，但随着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少蒙人弃牧为商。他们或同汉商合伙分红取利，或自筹资金独立经营，还有极少蒙商从事长途贩运。如《科布多事宜》载，已有科布多商人及各部落蒙古，往巴里坤古城贩卖米面货物。《清稗类钞》载，蒙人之皮张、药材、奶酪等物在北京市场很受欢迎，为此，清政府专门在御河西岸设立里馆，在安定门外设立外馆，接待蒙古来京客商。另外，还有许多蒙人与汉人合作共同经商。牧区市场的扩大，又推动了运货业的发展，有许多蒙人弃牧为运。如库伦城“人烟稠密，口三万余，……土人以运货为生，或打牲猎营”。《清稗类钞》亦载：“赴蒙商贩，皆以牛车载货赴库伦，辄联数百辆为一行，昼则放牛，夜则始踏，一人可御十车，铎声琅琅，远闻数十里，御者皆蒙人，暇则唱歌”。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蒙古牧民抛弃了游牧生活方式而转为农业生产者，尤其漠南蒙古，牧民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由流动牧民成为定居农民。在一些城镇里，出现了不动产所有者和苦力、妓女、季节工、运输工、店员等。

    再次，推动了蒙古牧区和内地茶叶、皮毛等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制茶技术历史悠久，如蒙人喜喝的砖茶制造技术，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砖茶开始称帽合茶，是由人工脚踩制成椭圆形茶块，因形状与旧时的帽合一样而名。每合重量正料7斤11两至8斤不等，每3合1串。清中叶时，帽合茶发展为砖茶。旅蒙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建有数十家砖茶加工作坊。其制作法，有人记述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人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20]。蒙古牧区的手工业原是游牧业和农业的副业，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主要是为游牧经济服务的家庭手工业，把现成的毛皮、奶类等畜产品加工制成皮袄、马靴、毛毡、毛绳、乳酪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供日常需用，尚谈不上有手工作坊或手工业中心。17世纪末，汉族手工匠人不断涌入“塞外谋生”。起初这些工匠，绝大多数是春至秋归，称为“雁行”客户。随着牧区市场的扩大，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开设手工作坊，从事熟皮、制毡、制鞋、酿酒、榨油、制作酱油、制作蒙古包、首饰、鞍具、法器等，也有部分蒙古牧民转入手工业。这个时期蒙古地区的手工业，无论生产规模，手工技术都有所扩大和提高。

    总之，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该牧区以其丰富的牲畜、畜产品等资源，密切了与内地经济的联系，过去那种牧区经济与内地经济孤立与半孤立状态已经结束。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单一的牧业经济区，正是内地商品推销的最大市场，同样游牧区又以内地为其商品最大销售市场。可见，清代的蒙古牧区市场不仅是区域市场，而且又是一种区际贸易。这种贸易无疑是清代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的重要步骤，也是这一时期清代国内市场发展的重要特点。纵观清代

蒙古牧区市场的脉络，横观它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其意味是很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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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②③  光绪《大清会典》卷979。

④  汪鸣銮《隋銮纪恩》，《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一帙。

⑤  乾隆《口北三厅志》。

⑥  孔祥毅《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山西文史资料》第34辑。

⑦  宫中档，乾隆朝20年4月尹继善：“江省各营仍照例出口买马1000余匹”。

⑧  《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48年11月庚寅。

⑨  乾隆《口北三厅志》卷5，田赋志。

⑩  光绪《续修寿阳县志》卷10，风土。

⑾  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⑿  《古丰识略》卷20。

⒀  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⒁《古丰识略》卷20。

⒂《乌里雅苏台志》。

⒃《科布多事宜》。

⒄《蒙古志》卷3。

⒅  见吕洛青《大盛魁印票简介》，《山西文史资料》第29辑。

⒆  见刘景平等《内蒙自治区经济发展概论》。

⒇  《国际贸易报告》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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