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犁用牛外，都是人力操作的简易工具，而且为了精耕细作，不惜劳力投放，以致连简单的提高工效的工具也不使用，宁可徒手操作。典型的是耘田，江南许多地区水稻耘田不用鞋形的“耘盪”（见王祯《农书》及宋应星《天工开物》等），而宁要跪在田里，背灼骄阳，膝没田水中匍匐而行，拔除杂草，扒松田土，以求提高产量，这种操作严重防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把大批劳力束缚在田里，摆脱不出来。单位产量提高，粮食增加，缓和了人口压力，但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集约劳动，自然是人丁多有利，于是又成了增殖人口的推动力，反过来，人口增殖又加重了粮食供应紧张，于是陷入了“人增——粮紧——强劳+复种——粮増——人增——粮紧……”的循环。虽然从清末起，大量引入西洋农业科学，但如何使先进的农业科学和目不识丁的体力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始终隔着一条鸿沟，一时难以弥合。又因西方的农业科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而农业的地域性特别强，在国外行之效的措施不结合中国国情，也难以见效。这就是清代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后一个阶段留下的既富有生命活力又缺乏理论和效率的遗产，它的影响很深远，中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要在克服这种影响的艰巨努力下，特别是普及农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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