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我很想客观地破解一下孙中山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的内在特点。因为在以往对孙中山的研究（特别是思想研究）中，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过深，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附加的条件亦多，以至于研究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他们往往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来规范孙中山的思想，寻找他的思想“误区”，在肯定中加以否定，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以及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已经成为一种“规范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是很看重他的《建国方略》的，将其视为自己对辛亥革命的反思的结果（在既定的思维定势之下，人们很难看得出这一点）。这一点在他的“自序”中有十分清楚的表白。在孙中山眼中，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实与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从此继进”，但其主张却难“有效而见之实行”。那么，其原因何在呢？孙中山认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谓的“知易行难”之说。

　　应该说，对孙中山在认识论问题上的这种看法，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理解有误。我们甚至认为，孙中山孤立地用难易来识别知与行的关系没有太大意义（也有人认为是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行的基础作用、认识的来源，以及真理的标准，等等。通常的说法就是，认识绝不能离开实践，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在这里，行是难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一认识论主张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尤其是突出强调了科学、理论、逻辑推理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实践的强有力的指导作用。我们经常讲理论联系实际，但似乎着重点是放在实际上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是基础。孙中山就专门从最实际的生活范例入手，“以饮食为证”（中国有饮食文化闻名于世，但却没有科学意义的医学和营养学）、“以金钱为证”（中国需要经济学、金融学）、“以作文为证”（虽文字历史悠久，但也更需要文法、逻辑学）来说明科学、理论和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孙中山说：“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此外，孙中山还一一提到，中国也十分需要建筑之学、工程之学、电学、化学，需要各种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等等。

　　其实，我们无须讳言，科学、理论、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之中缺少积累的东西。这一关键的缺失，确被孙中山抓准了。这正是孙中山的伟大过人之处。

　　孙中山还从反对封建政治统治的角度抨击了“知易行难”说。在他看来，封建政治的愚民政策，孔子的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好反证了“知难行易”。

　　与此相联系，我们还应当注意的问题是，孙中山是把解决认识论问题作为建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的，其意义非同寻常（我们经常讲，思想路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其中的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他特殊的考虑而已）。这就是他在《建国方略》中首先涉及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问题，而后他才谈“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社会建设”（民权初步）。“心理建设”被孙中山看作“非常之建设”，因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孙中山提出：不仅要有“破坏的革命”，还要有“建设的革命”。就我的理解，孙中山提出的“心理建设”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孙中山的文化思想的缩影。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孙中山的思维方式也是独特的，他的文化思想正是其思维方式的真实反映。为了佐证“知难行易”，孙中山特别举出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例子，用以证明他和杜威是相通的。

　　在《建国方略》第一版准备付梓之际，恰好杜威博士抵沪。孙中山便请其质证自己的观点。杜威对此回答说：“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由此，孙中山感叹道：“此足见行易知难，欧美已成为常识矣。”中国的落伍，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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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aniel Little．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105-106.
　　[3] 侯且岸．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理论与思想新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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