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阶层中前所未有的分化。分化就会产生新的阶层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主张学习外国技术、要求自强的倡导者中，就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如奕訢、文祥等，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眼光看，他们无疑是卖国者，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亲历了民族的奇耻大辱，才唤起自强意识的觉醒。从妄自尊大，讲究华夷之辨，到要求自强，提倡向外国学习，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了不起的变化，仅从阶级斗争一个视角去观察，是很难阐明这一历史进程的。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的出现，说明统治阶层中要求变革现状的社会力量已经成长、壮大。虽然在初期引进的技术中，主要是洋枪洋炮，但也说明，这首先是来自战争失败的教训而激发的富国强兵的要求，从军事工业的启动，促进了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反映了中国是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被惊醒的，虽然这是被动的、艰难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走上追求工业化的道路。这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推动社会变革的曲折道路。然而，这一简单的认识却迟迟得不到史学界的广泛理解。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曾愤愤不平地指出：“说洋务派办军队是镇压农民起义，农民从没有海军，那北洋水师难道是打农民的？”为什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却不能得到认可？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压过一切，以致对一些起码的事实也视而不见。

　　所以，确立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视角，这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一大突破，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诚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社会世态和人情，内容上有其继承性，不能简单地用“推陈”方法加以处理，但在某些方面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和改写，已是不争的事实。

　　史学研究的变革，重要的是观念和方法的纳新。秦王朝只存在了14年，但对秦王朝历史的研究历两千年而不衰。这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会从不同的时代精神出发，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对那段历史作出自己的新解释。史实有终而意义无穷，这才是史学吸引后人的真正魅力。时下诸多方法的引进，如计量统计、模式分析、结构功能、田野调查、口述历史，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方法的运用，都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例如，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工作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和国民性。而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概念、范畴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可能另辟蹊径，丰富和补充阶级观念不能深入的领域。再如，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上的突发事件、偶然性又屡见不鲜，但是沿用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范式来论证偶然性，实际上又取消了偶然性，从而又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所以理论的更新也是范式的更新，范式的更新又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史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单一化而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者们更应该不拘一格求真知，创生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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